1月份，《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在中國，制造iPad是以人為代價》(In China， 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iPads)。這個標題就說明了一切。可能就是因為這篇報道，蘋果在其中國生產商的事情上飽受指責。蘋果想要自我辯護，率先深入富士康工廠，向美國人展示iPhone是如何生產出來的。

　　去年，蘋果售出了9，300萬部iPhone和4，000萬臺iPad。之所以沒有賣得更多，原因僅僅在于生產跟不上。旺盛的需求已經引發了令人擔憂的問題：這些產品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制造這些產品的人待遇如何?

　　富士康是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制造商。富士康的“腦”在***，“手”則在中國大陸。關于富士康和蘋果的文章有很多，其中包括《連線》雜志記者喬爾·約翰遜(Joel Johnson)在去年2月撰寫的有關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大型專題報道。比爾也談到了富士康連環跳樓自殺事件。他沒有忽視這些事件。我們從Nightline節目中得知，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低于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比爾抓住自殺事件，提出了尖銳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會令大多數人感到滿意，包括蘋果粉絲。

　　已經有很多關于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報道。現在我們又看到了富士康的內部情況，這使我確信，要求在美國生產備受喜愛的蘋果產品的呼聲將永遠得不到回應。

　　想像一下，自己坐在桌前，面前放著刀叉，你要做的，只是拿起叉子，然后放下，再拿起刀子，然后放下。但桌上并沒有食物。這就是你要做的：拿起叉子，然后拿起刀子。不斷地如此重復。這就是那些十幾二十歲的富士康工人整天都在做的事情。富士康工廠里只有一排排的工人，沒有機器，更沒有工業機器人，除了那個“女聲機器人”不斷重復地發出“好”的聲音以示驗收通過外。但“她”是生產線上的少數派，真正的機器是人。

　　上世紀30年代，查爾斯·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演繹了工廠工人是如何被機器取代的。在此之前，工廠工人做著重復的工作，極其枯燥。一個人扶住釘子，另一個人錘釘子。卓別林認為，這或許是個更好的主意，因為這至少使人們有工作可干。在大蕭條時期，扶住釘子同時另一個人錘釘子的工作比根本沒工作要強得多。或許，這類工作在大蕭條時期是不可或缺的吧?如今，許多人顯然也有這種想法。上周，《福布斯》記者蘇珊·亞當斯(Susan Adams)撰文稱，在美國經濟的某些行業里，確實存在著重復性的、像機器人似的工作。

　　眾所周知，幾年前奧巴馬總統曾問過史蒂夫·喬布斯一個類似的問題：你為什么不在美國生產iPhone?喬布斯告訴他，這種工作絕不會出現在美國。

　　在近兩代人的時間里，美國政府一直都在努力消除這類工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一努力已經明顯加速。華盛頓的兩黨人士都認為，最好是讓美國人從事設計以及制造高端產品的工作，比如在蘋果公司里搞研發，或者在卡特彼勒公司里制造重型機械。總的來說，美國不希望其勞動者在全球就業市場上從事組裝小部件和拼裝式的工作。

　　中國以前曾希望獲得這類工作機會。那時，中國正在進行改革，國家還很貧窮，是一個人口近10億并且還在不斷增加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國政府不在乎工作內容是否只是整天填充塑料封套，或者開關盒子，只要有工作就行。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中國的目標都是充分就業。如果富士康投資于生產率(在中國很容易做到，因為鴻海集團可以獲得大量資金)，那么許多中國工人，包括組裝iPhone的低收入農民工就會失業。不是一百人失業，而是數萬人失業。

　　美國人不會去組裝iPhone。如果蘋果真的把組裝線搬到美國的某個小港口城市，并與他們在日本和韓國的制造商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那么他們必然會投資數百萬美元以實現自動化，不會有一千多個打磨iPad外殼的新工作崗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