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末的四川省阿壩州紅原縣若爾蓋草原上，正有不少牧民忙于播撒草籽。但不久之后，他們很可能將被植保無人機取代。

高科技和落后村野之間的結合看似悄無聲息卻勢不可擋。中國農業正在被以植保無人機等為代表的科技力量重新定義。

作為僅次于消費級無人機的第二大應用市場，植保無人機的行業產值被認為達千億元。數位受訪人士均提及，這個行業已經從1.0的草莽時代進入到了2.0的初步成形階段。雖然盈利困難依然是行業共性，飛防群體也依然面臨著盈利焦慮，但近十年來植保無人機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和進步，業內也對未來發展抱有信心和期待。

到底這個千億級的市場正在發生怎樣的改變？又有哪些力量在驅動著行業生態不斷升級？

無人機成“新農具”

位于川甘青結合部的紅原縣是以藏族聚居為主的牧業縣，“逐水草而居”是當地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4月末的若爾蓋草原，隨處可見成群結隊的麥洼牦牛、藏系綿羊。川西高原的脆弱生態、依賴牧業的農業結構、草場退化等，令紅原縣飽受牧區可持續發展、牧民持續增收的困擾。實現生態保護與精準扶貧雙贏發展，一直是牧區政府工作的焦點。

在農業農村部農機化司新近印發的2019年扶貧工作任務清單中，紅原縣位列其中。協調無人機制造企業赴紅原縣開展無人機撒播草籽測試與服務，則被列入紅原縣脫貧攻堅幫扶任務之列。

廣州極飛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極飛科技”）聯合創始人龔槚欽剛現場演示完植保無人機的具體操作方式，就被四五個當地藏民熱情簇擁上了。或詢問能否采用農業合作社方式購買，或詢問撒播無人機的使用效率。

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嘉央澤旺介紹，牧民春季忙于人工播撒草籽，一天僅能播撒 10 畝左右，通常還伴有用量不精準、播撒不均勻等問題。龔槚欽表示，若采用智能播撒機作業效率則達80畝/時，一天以8小時計，可完成640畝作業，相當于64個人作業的效率。同時，智能播撒無人機利用遙感與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識別出草原上長勢薄弱的區域，自動生成“草原AI處方圖”，實現精準變量播撒作業。

企業選擇布局植保無人機，更多是基于這一市場的剛需屬性。

目前，農村人口急劇減少，老齡化情況日益嚴重，農村用工難現象日益凸顯，對可替代勞動力的智能化設備需求越來越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50.04%逐步降至了2018年的40.43%。具體到農業生產經營人員的年齡構成來看，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顯示，55歲及以上的農業生產經營人員占總人數的33.6%。相較于傳統的人工噴灑農藥、播撒草種等，存在效率低、勞動密集、不精準、土壤污染、易中毒等問題，植保無人機恰能補足這些短板。

自2005年農業用地實施流轉以來，土地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逐步提升至35%左右。這為零碎的農業用地方式走向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的農業經營模式提供了基礎，也為植保無人機市場提供了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

同時，植保無人機在部分區域的使用效果也提高了市場的接受度。數度參與新疆無人機植保作業的貴州山河植保有限公司的負責人王東明分享稱，按照每畝地包藥作業130元的成本計算，與傳統植保方式每畝地包藥370元的投入相比，植保無人機能為農戶每畝增收240 元。解放勞動力的同時也間接為農民增收，看得見的農戶收益改善，直接提高了農戶對植保無人機的接受度。

至于植保無人機的市場規模有多大，業內則看法不一。

數位受訪人士均有提及這是一個千億級的市場。據《2016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截至2016年末，全國耕地面積達20.24億畝。“依據每畝耕地每年需要無人機作業五次、每次收費10元算的話，這個市場規模就是千億級別。”極飛科技創始人彭斌表示，這也是公司2013年果斷轉換賽道至植保無人機的核心原因之一。

安陽全豐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豐航空”，839329.OC）總經理周國強對此持類似觀點。“植保無人機在病蟲害防治領域已超越傳統的地面自走式噴霧器，這意味著中國80%的耕地是植保無人機可以滲透的。”

深圳市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疆創新”）則持不同態度。“比如果樹的病蟲害防治、草場的草籽播撒等，植保無人機的效果并不比人工、直升機播撒效果好。還有部分區域耕地不適宜植保無人機作業。”大疆創新直言，能有20%的耕地用植保無人機已屬理想狀態。

分歧背后，植保無人機的使用勢不可擋卻是行業共識。目前，植保無人機在噴灑棉花催熟劑和落葉劑、小麥植保等應用場景上已經成熟。在東北、河南、新疆、蘇北、河北等區域，植保無人機的滲透率較高。

綜合艾瑞咨詢、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分析報告顯示，農用植保是僅次于消費級無人機的第二大無人機市場。截至2018年末，植保無人機的作業面積占全國耕地的不到 5%。即便以大疆創新20%的植保無人機作業面積保守推算，整個市場也存在極大開發潛力。

初級化的商業模式：盈利困難是行業共性

國內植保無人機出現在2010年，無錫漢和航空技術有限公司（下稱“無錫漢和”）研制出產品并付諸銷售，被認為是國內產業的開端。

隨后，深圳高科新農技術有限公司、珠海羽人農業航空有限公司（下稱“珠海羽人”）、全豐航空、極飛科技、北方天途航空技術發展（北京）有限公司等紛紛進場，成為這個市場的早期開拓者。2015年被視為植保無人機的高峰時期，一度達到200多家無人機企業。

這方面的代表是大疆創新。成立于2006年的大疆創新于2015發布了農業噴灑防治無人機——大疆“MG-1”農業植保機，被業界視為正式切入農業服務市場的標志。

2017年則被業內視為植保無人機行業發展的分水嶺。植保無人機行業經過前期的快速發展之后，迎來了第一輪洗牌。

回顧此前的洗牌局面，有多位人士提及，不具備自主知識產權或者盈利不佳的航模生產加工企業、雜牌組裝廠商成為首輪出局對象。同時，熱炒這一市場的風險投資機構對該領域的興奮度也急劇下降。植保無人機市場的投融資局面與其他行業并無不同，不卓越、難融資的局面同樣顯著。

市場發揮過濾功能的過程中，植保無人機市場的銷量仍在逐年提升，但行業整體上已趨于冷靜。

“該出局的差不多已被淘汰。剩下的玩家要么有技術儲備，要么有穩定的市場份額。”珠海羽人表示，植保無人機從早期一窩蜂式涌入的1.0階段進入到2.0時代的轉變，也令參與者以更沉穩的心態直面農業投資的長周期、高投入、慢回報特點。

盡管大疆創新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之際表示，相較于植保無人機的經濟效益而言，公司更為關注布局植保無人機所帶來的企業品牌價值、社會價值以及公司在植保無人機領域探索出的自動作業等技術儲備，但植保無人機已經成為大疆創新的戰略性業務板塊。這方面的佐證之一，是植保無人機業務已由早期的一個專業模塊變成了大疆農業這樣一個單獨的事業部。

“這個領域公司很重視。自今年以來，公司在植保無人機領域的銷量已突破1萬臺。”大疆農業人士表示，這一銷量同比翻了一番。

在不少植保無人機企業看來，“后來者”大疆創新是市場攪局者。該公司先以低于大部分同行的價格殺入市場，再輔以每年發布新品、逐年降價的策略，迫使其他同行跟進調整價格。實際上，自2015年至今，大疆創新每年發布的植保無人機新品價格基本價位都低于前一年。

行業內部歷經洗牌并不斷進行格局重塑，但植保無人機的市場價格依然令人望而卻步。目前市面上在售的植保無人機價位大多在3萬~30萬元之間，購置成本不低。同時，由于電池技術并沒有獲得實質性突破，植保無人機在續航和載重方面也極為有限，這也掣肘了它的普及進程。這反映到購買群體上，植保無人機的購買主體并非個體農戶，而是資金實力更強的農資企業、大農場主、專職飛手組織。

植保無人機盈利困難幾乎是目前行業共性。即便是敢于動用價格戰的大疆農業，目前也尚未實現盈利。隆鑫通用動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隆鑫通用”，603766.SH）旗下主營植保無人機業務的兩家子公司也仍未實現盈利。

“主要是植保無人機購買群體無法實現規模化盈利，使用者主要依靠政府補貼；一旦底層的植保無人機購買群體參與積極性受挫，植保無人機廠商談商業模式構建、談收益只能是空中樓閣。”該人士無奈感慨。

目前成功卡位的十余家公司也仍在進行商業模式的調整。

大疆農業試圖以更具性價比的產品獲得較高市占率后，由硬件銷售轉向圍繞技術創新和綜合服務來獲取更大的利潤空間。換言之，大疆農業認為自建植保無人機團隊成本高，選擇植保無人機定價比極飛科技等低三分之一左右、而將這部分讓利于第三方植保隊。“飛防手等第三方植保隊能盈利，公司打造的飛防生態圈才能夠運轉。”大疆農業人士表示。

極飛科技稱已于2017年實現植保無人機板塊盈利，是業內少數實現盈利的企業之一。該公司已由早期直營植保服務團隊，逐步調整到將飛防服務團隊交由加盟商自行組建，自身專注于產品售賣和維修。

彭斌也坦言，伴隨更多的植保無人機購買者能自己處理機器故障，公司今年已開始逐步進行商業模式的再調整。

飛防群體也有盈利焦慮

被植保無人機企業視為植保生態基石的群體，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標簽：飛防手。

他們的實際身份屬性構成比較復雜，通常包括幾種比較典型的形式：植保無人機經銷商、農資企業、大農場主、專職飛手組織。他們是整個植保無人機生態中最基層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植保無人機作業的執行者。

飛防服務市場一度熱鬧喧囂，但從業人員良莠不齊。

全球鷹（深圳）無人機有限公司創始人余景兵對此感觸頗深。不少從業人員基于對新鮮事物的好奇等入手植保無人機，又寄望快速回本。低價換市場、賠本接單、不顧作業狀況飛完即走、藥劑噴灑不科學等短視行為屢見不鮮，行業存在嚴重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這一狀況折射到飛防作業價格上，每畝單價由早期的20元左右降至六七元，難敵機器折舊費用。

但這并沒有阻擋飛防群體隊伍的壯大。行業愈趨專業化、組織化、規范化是業內共識。據悉，無人機飛手的駕駛員資格證由中國航空器擁有者及駕駛員協會認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取得民用無人機駕駛員執照人數達44573人。這一數量是2015年底的20倍左右。

受訪人士提及，飛防服務市場與植保無人機市場一樣歷經了一輪洗牌，飛防手難獲農戶信任的身份焦慮，在行業亂象頻出的早期階段表現顯著，2015年前后不少飛防手或者植保隊選擇退出。目前身份焦慮已讓位于盈利焦慮。

了解到，目前行業大致分為兩種模式：一類是類似于全豐航空，成立全資子公司河南標普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負責植保無人機銷售與售后、飛手培訓、飛防作業、飛防專用藥劑及助劑銷售；一類是類似于大疆創新、極飛科技等扶持各自的產品經銷商成立植保隊，或者發起成立飛防聯盟。這導致依托各植保無人機生廠商建立的飛防聯盟間是割裂的，甚至是對立的。

類似于網約車在線撮合平臺的綜合性農業服務平臺農飛客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不愿具名的負責人士，也證實這一狀況的存在。“公司打造的飛防接單撮合平臺面向大疆創新、極飛科技等飛防手開放，但實際進展并不盡如人意。”

飛防聯盟間或多或少存在各自為政的局面，與植保無人機生產廠商力推的補貼計劃有直接關系。

“成為大疆創新或者極飛科技等頭部玩家的植保無人機代理商，通常每年都有5萬元左右的渠道補貼費用。”王東明稱，這些代理商并非僅售賣植保無人機，還會負責飛手的培訓、植保業務的組織調度等，成為各自所代理的植保無人機廠商力量壯大的核心力量。

飛防手出身的程義此前嘗試采用招聘全職飛手難盈利，后轉身成為極飛科技的植保無人機代理商，便是例證之一。其發起成立的“蒲公英精英團”專職飛手組織在飛防圈知名度甚高。他的培訓學員通常會成為他所代理的極飛無人機的購買者，并最終成為蒲公英無人機飛手小聯盟中的一員，“我們采用這種合伙人制，大家組團作業，誰打了多少畝就分多少錢，我們不負責發工資，只負責保障飛機正常運行”。

換言之，植保無人機滿負荷飛行，飛防手才具備盈利的可能。飛防手必須對抗飛防服務季節性作業的特征，否則盈利難將與之如影隨形。

河北誠勝植保隊負責人王立對此深有體會，“飛防手組織需要輾轉全國作業，從2月四川的油菜地奔波到東北的麥田再到海南的稻田，9、10月新疆的棉花地，就為了能保證全年八個月接單。否則難以維持植保隊隊員12個月的工資和無人機的折舊費用。候鳥式作業模式屬飛防服務常態”。

“植保無人機市場發展到現在，市場可行性和潛力已被驗證，但效率還是達不到投資人或者創業者的利益需求。”周國強說，即便是公司化運營的飛防服務團隊實現從南到北跨區作業全年八個月運轉，也需要全國品牌力的滲透、規范化的作業團隊、服從統一調度的強作業能力等。植保無人機制造廠家仍處于商業模式初級搭建階段，也決定了國內尚難以形成這方面的全國性植保服務品牌商。

扶持政策需更具針對性

發展近十年，植保無人機發展歷程的關鍵性節點均可以看到政府的“手”。

農業部2013年出臺《關于加快推進現代植物保護體系建設的意見》，首度提及鼓勵有條件地區發展無人機防治病蟲害。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加強農用航空建設。

農業部等部委后續編制的《全國動植物保護能力提升工程建設規劃（2017-2025年）》提出，擬在“十三五”期間，采取PPP模式（公私合營模式）支持植保專業化服務組織購置航空植保機械等，被業內認為定調了植保無人機發展的大方向。

國補政策的持續擴圍更是給植保無人機市場吃了定心丸。2017年9月，農業部、財政部聯合國家民航局發文，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廣東、重慶等六個省市先行開展植保無人機購機補貼試點，每地資金1000萬元。經過一年有余試點，又繼續在全國其他 10 多個省份出臺了相關植保無人機購置補貼政策，進一步推動植保無人機行業的發展。

與新能源汽車早期推廣類似，騙補、套補等行為在植保無人機領域也同樣存在。目前，國家在植保無人機補貼方面以補貼購機為主，這被認為更有利于植保無人機制造商和銷售商。河南、江蘇等部分地方省份再通過采購服務等方式，將補貼資金部分引流至植保作業團隊，進一步提升農業機械化和精細化的水平。國補加地補的組合拳補貼策略，也可粗略理解為購機補貼與作業面積補貼并行。

補貼購機還是補貼作業面積，哪種方式更具針對性？業內至今仍存爭議。

具體來說，補貼購機被認為操作難度更低。補貼作業面積則被認為更能遏制騙補、套補等行為，也被認為更具科學性和公平性。但補貼作業面積要建立在有效獲取植保無人機后臺數據，并甄別數據有效性和真實性的基礎上。實際操作中，植保無人機空轉、植保無人機生產商與經銷商合謀進行數據作假等行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為了更具針對性地核實作業面積，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在廣東省、江蘇省、河南省等下轄的部分地區，都有跟進出臺類似工作方案，并將此委以第三方機構進行作業面積相關數據的采集。幾乎所有涉及到作業面積的指標均提及每畝農藥用量、現場作業照片、GPS測量面積照片等參數，以確保植保作業真實性。但受制于經費有限、人力采集成本高等，難以推廣開來。

太原市經緯農機所的負責人何平對此表示認同。他指出，在部分檸檬、水果、葡萄等水果種植區的作業面積指標核算，又與小麥、水稻等種植區存在極大不同。地區間的不同作物勢必對各地落實作業面積這一補貼模式時，提出了更高的財力、物力要求。

另外一個必須直面的現實是，植保無人機滲透率目前并不高，與使用者的觀望心態也有直接關系。植保無人機被業內認為優勢集中體現在作業數量、作業效率層面，在精細化作業方面難敵傳統的背負式噴霧器、自走式噴桿噴霧機等。

以這方面爭議度較高的農藥噴灑環節為例，這個環節政府是否應該出臺指導意見，業內觀點不一。支持者認為，關于植保無人機施藥標準、作業標準等出臺指導意見，有利于遏制作業人員的短視行為，利好植保作業規范化；反對者則指出，各家植保無人機的系統、載重、噴灑等均存在差異，政府插手極易出現“一管就死”的局面。難獲壓倒性勝利的背后，直指植保無人機作業存在的藥液飄移、重噴漏噴等弊病。

但不斷擴圍的政府補貼政策、整體呈走低趨勢的植保無人機售價，堅定了周國強等數位在行業浸淫十余年的老植保無人機從業者的信心，“行業整體在進步，雖然生態還處于初級階段。相信在行業不斷走向成熟壯大的過程中，后續政策也會更具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