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業的文化再造

　　借鑒德國六大制造業文化，中國制造業必須以開放的胸懷進行文化再造。文化再造的重點是“理性”，難點是“國民性改造”。

　　萬明坤指出：“德國人并不把勤儉務實、遵紀守法當作是一種對自己難受的約束；也不把忠厚誠實、信守承諾看作是一種付出。他們自覺地這樣做完全是出于一種理性的考慮，即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個社會高效而有序地運轉。這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民應有的素質，也是一個現代國家必不可少的條件和重要標志。一個理性的民族才是一個真正成熟的民族。”（季羨林等著，萬明坤等主編。旅德追憶：20世紀幾代中國留德學者回憶錄。商務印書館，2000：503.）費孝通也呼吁： “我們與西方比，缺了‘文藝復興’一段，缺乏個人對理性的重視，這個方面，我們也需要補課，這決定著人的素質。現代化的發展速度很快，沒有很好的素質，就無法適應現代化的要求。這是個文化問題，要更深一層去看。”　總之，現代化就是“理性化”。而這方面，“德國制造”做出了典范。這個“理性化”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

　　“專注主義”、“標準主義”、“精確主義”、“完美主義”、“秩序主義”這五大工具理性，是我國制造業必須經由德國引進的。

　　建設嚴謹理性的制造業文化，最大的障礙是近現代國民性。我們的老祖宗，并不是今天的樣子；我們的明清家具，釘是釘、鉚是鉚。只是在近現代，由于離道失德，出現了所謂頗具負面含義的國民性問題。當年魯迅曾把中國落后的原因歸結為國民性問題，并特別提出，“不認真和做戲”是中國落后的原因，必須改掉。

　　關于國人不認真的一個經典觀點來自美國人亞瑟？史密斯所著《中國人德行》。他指出：“中國人不守時、不精確、不認真，是對待事物特有的幽默。”魯迅對此書極為重視，并稱此書足以“立此存照”，希望國人把它當做鏡子，“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作功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贊賞，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魯迅一生致力于用文學改造國民性。然而，在宏觀社會層面，文學只能描寫國民性，并無法改造國民性。

　　在微觀的社會組織層面，我們可以用企業文化來改造國民性。張瑞敏指出：“名牌也應該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如果是一個名牌，一定有豐富的文化含量，因為一個名牌是名牌創造者素質的外化，或者說名牌是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素質的外化。員工的素質高，才能夠創造出名牌。”海爾員工素質提高的必要途徑就在于利用企業文化，改造了海爾員工的國民性。張瑞敏對于中國人的做事習性曾作過準確概括：“中國人做事不認真，不到位，每天工作欠缺一點，天長日久就成為落后的頑癥。”

　　海爾以“砸冰箱”文化儀式為序幕、以OEC制度為落地手段，經過20多年的努力，終于最大限度地根治了不認真的國民性，建立了認真文化，并成就了一個世界名牌。因此，我們可以借鑒海爾經驗，從改造國民性的高度來再造中國制造業文化。

　　此外，在價值理性層面，中國不像西方，以宗教文化為基礎，是“有教堂的市場經濟”。中國以道德文化為特征，“道德”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我們必須尊道貴德，弘揚民族固有的“厚道精神”，以制造出厚道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