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頗為相似，經濟的強大，與制造業大國的國際地位緊密相關。正處于“世界工廠”漩渦中的中國，毫無疑問應從日本制造業遭遇的“麻煩”中檢討、自省。

危機中的夏普還在裁員與賣樓自救，連年虧損的松下想盈利還很難，索尼已在持續低迷中漸行漸遠，佳能的危機四伏似乎也沒有根本緩解，日立、東芝也在以往曾經強勢的消費電子產品領域一路潰敗，夕日明星NEC已徹底退出智能手機領域……冷凍食品投毒、化工廠爆炸，頻發的工廠安全事故，甚至讓人們對“日本制造”引以為豪的嚴謹、安全也產生了疑問。盡管從這些表象，我們還無法得出日本制造業衰落、敗北的結論，但毫無疑問，日本制造業確實遭遇了階段性的麻煩。中國和日本頗為相似，經濟的強大，與制造業大國的國際地位緊密相關。正處于“世界工廠”漩渦中的中國，毫無疑問應從日本制造業遭遇的“麻煩”中檢討、自省。

曾在日立工作16年、現任京都大學和日本東北大學教師的湯之上隆，在其《失去的制造業：日本制造業的敗北》一書中，回顧了日本IT制造業幾十年的榮辱史，以他自己“半導體技術人生”的視角，總結了日本制造業的四大教訓：一是面對十年一輪的新技術浪潮時，對市場機會缺乏敏感性，因循守舊，錯失機會；二是過于苛求于性能與指標的極致，而忽視了市場實際需求水平，投入不必要的成本，致使市場出現變化的時候在研發上不能及時調整產品；三是過度依賴匠人精神與手工藝者的技藝，而忽視了產品的標準化與通用化，嚴重缺乏低成本量產能力；四是面對技術趨勢轉變，日本企業制度過于僵化，根本就不能適應技術變革的趨勢。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工業化消費時代引來日本制造業奇跡的因素，成了現在后工業化消費時代日本制造業“危機”的原因，對性能與指標的極致苛求、精細生產的能力、看似僵化的企業制度等，又何嘗不可能成為未來個性交互消費時代日本制造業復興的根基？否則，也就沒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了。所以，湯之上隆眼中的日本教訓，對中國的制造業來說，是具有很大欺騙性的，需辯證吸取。但無論如何，新產品的價值決定老產品價值、新技術產品推動老產品的技術性貶值，確實是產品更新轉型的規律，也是產業興衰的規律。保持危機意識，通過創新能力博取發展空間，這才是中國制造業需要始終聚焦的。

創新之路是不容易的，如何才能緊跟時代不掉隊呢？湯之上隆在書中輕描淡寫的日本制造業“危機”的另一原因，即“對先進技術缺乏以往專長的模仿創新精神，反應遲鈍”，才是我們真正需要引以為戒的；其所呼吁的“重新重視模仿創業元素，發揚自身的技術整合優勢”，也是我們需要同樣重視的。回顧日本制造業的興衰史，可以分為四個典型的階段：

明治維新到二戰，是“山寨”為主的階段，故那時的日本產品在中國被稱為“東洋貨”，但使日本踏上了現代化的正確之路；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初，是模仿為主的階段，使日本從一個經濟崩潰的戰敗國發展成經濟巨人；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是創新超越為主的階段，“日本制造”不僅登上世界舞臺，還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神話，成為各國企業競相研究、學習和模仿的對象，日本也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世紀90年代后，是固執固守為主的階段，因為看不上模仿、山寨，日本制造業自頂峰滑落并出現危機，而企業普遍的心態依然是“背水一戰，盡一切努力扭虧為盈，讓企業得以生存”的鴕鳥心態，逐漸為其他國家所趕超。

日本制造業的“危機”，固然有湯之上隆在書中揭示的原因，但實際的原因，遠更為復雜，與國際國內的金融貨幣政策、勞動力市場、文化心態，甚至是國際政治局勢，都密切相關。客觀地說，“日本制造”的市場影響力目前仍然是巨大的，技術研發水平與創新能力也依然是頂尖的，全球制造業的產業鏈都還離不開日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日本制造業的問題，不在“道”而在“器”。“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從山寨起來后卻看不起了山寨”，逐步的“固步自封”才是根本原因，具體表現在技術研發水平與創新導向，沒有與消費時尚、商業模式、市場開拓能力相匹配，而又不愿意去山寨、模仿美國、韓國甚至是中國的創新，不僅未能催生出互聯網相關的劃時代產品，甚至還有點跟不上互聯網時代的步伐。

中國制造業崛起的主要原因，從大的方面說，是改革開放；從小的方面說，就是和日本前兩個階段類似，山寨創新功不可沒。且不說未來個性交互消費時代的中國制造業，就是中國制造業能否達到日本20世紀90年代后工業化消費時代的高峰，也取決于中國能不能向日本一樣在模仿創新中實現超越，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制造業的根本出路依然是政府與企業如何互動出良好的創新機制。然而，好的技術與好的產品、好的市場，并不能等同。技術具有穩定性和直線性，而產品、市場卻具有多變性、曲線性，因此，即使我們不能實現創新中的超越，只要保持模仿創新，也能在產品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即使我們實現了創新中的超越，如果不能在產品、市場上時刻保持創新超越，也未必能夠贏得市場、保持巔峰。

在制造業的興衰史上，日本做對了什么？又做錯了什么？對追趕工業互聯網時代的中國企業顯然是有啟示意義的。中國和日本，在文化的內核上，都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響，往往只要還能茍延殘喘，就不愿主動放手一搏。所以，中國和日本的文化，都有非常“固執”的一面，越是自身處于“鼎盛”，“固執”心態越重，“固執”狀態持續的時間越長，自由度和創新能力上不如歐美世界。日本由威名世界的“模仿大師”逐步走向“固步自封”，正是伴隨其實力變化之后“固執”心態發酵的結果。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國民的心態也正在變化之中，日益表現出了對“山寨”的鄙夷之態，產生了對亞非拉的優越心態，這正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

模仿創新是人類發展的一種本能性的活動，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因為只有不停地模仿創新，才能知悉大勢、增強對外界適應的能力而不被淘汰。湯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業：日本制造業的敗北》中以立體、多元且動態的形式，為我們揭示了日本制造業硅與血鑄就的教訓，展示的世界制造業的最新動態以及各大公司取得成功的諸多秘訣，都是值得我們好好消化的。書的最后一章提出的走出困境的方法，雖沒有使人眼前一亮，卻最引人深思。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模仿與創新，并不必然是對立關系，更多的是恰恰是遞進關系。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如果我們忘記了模仿創新，離開山寨就瞧不起山寨，實際上也是一種對歷史的背叛，也是要遭到懲罰的，在如今的全球化時代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