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數字貨幣的實現必須要借助于最新的信息技術，而目前主流的信息系統通常采用“服務器-客戶端”架構，該架構的優勢在于將軟硬件資源整合，通過網絡和虛擬技術進行更有效率和更低成本的資源按需分配，而目前日漸成熟的云計算是其演化的終極形態。但正是因為軟件資源和數據的高度集中，安全問題將會成為最大的風險。近年來雖然信息安全和密碼學技術在不斷發展，但同時網絡攻擊也層出不窮；并且由于數字貨幣最終要在公共市場上流通，數字化的信息最終也會直接或間接地接入互聯網。設想如果未來法定數字貨幣的數據被存儲在云端，則很有可能引發全世界黑客對這個網上“金礦”發起持續攻擊以期獲利，而任何的安全漏洞都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相比于集中式的“服務器-客戶端”架構，區塊鏈是一種開放架構下的強安全機制，通過設計精巧的博弈機制同時達到“開放”和“安全”的目標。以最原始的區塊鏈1.0實現比特幣為例，從2009年1月在互聯網上開始運行至今已有8年，期間全局賬本（數據庫）卻從未被黑客入侵，并且交易記錄不可篡改。可見區塊鏈可以在高度開放的架構下依舊保證強安全，這樣的安全不是簡單地由密碼學技術來實現，而是通過設計出一套基于納什均衡的共識系統，使得作惡者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高于他能獲得的收益，通過非合作的博弈機制來保證系統整體性的安全和穩定。

在這里筆者需要強調的是，比特幣只是區塊鏈思想的最初實現，本身并不具備構建法定數字貨幣底層架構的條件。但是比特幣背后的區塊鏈所蘊含的思想對于法定數字貨幣、金融交易和監管、甚至是對于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對于運用區塊鏈思想推進法定數字貨幣的實現，筆者還有以下政策建議供參考：

1） 建立國家實驗室

傳統的基于紙幣發行體系的設計、印刷和發行部門在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發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法定數字貨幣是一種全新的貨幣發行體系，應建立國家實驗室進行集中的研發和小規模范圍內的業務場景測試（由于篇幅有限，對于法定數字貨幣在實驗室環境中的測試應用場景不再展開論述），而對于人力資源則至少有以下的角色要求：

i.架構師 – 從戰略層面設計法定數字貨幣的架構

ii.金融專業人士 – 從貨幣金融的角度設計業務流程

iii.數學家 – 研究法定數字貨幣的數學模型，即非合作博弈論

iv.軟件工程師 – 編寫具體程序代碼和具體實施技術人員

2） 央行如何起到主導作用

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定位，不應僅限于作為傳統紙幣的介質替代或更有效地實現電子支付時代的清結算功能，也并非只是滿足信息時代的監管要求。使用區塊鏈推進法定數字貨幣實現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搶先制定國際標準。從國家戰略的層面上來看，制定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包括制定“基本數據單元”的數據結構標準和“數據流轉鏈條”的共識協議標準，其在金融領域的重要性類似于在IT領域制定互聯網TCP/IP協議標準或是在商業領域制定全球貿易協定標準。這種看似技術協議或商業標準的競爭，實則攸關國家安全的根本利益。想象一下，在法定數字貨幣成為全球通行的貨幣形式的將來，哪個國家掌握了法定數字貨幣發行、流通的標準，對于其它國家金融格局的影響就會像上世紀改革開放、打開國門時西方文化帶給中國人意識形態上的強烈沖擊和影響一樣，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深刻的全球化金融擴張。

相比于西方國家的央行體系，我國央行在推行法定數字貨幣上的最大優勢在于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效率。如上文所述“共識裁判機制”是區塊鏈架構的核心價值，而對于法定數字貨幣這樣龐大而復雜的業務場景，在完全開放的的架構下達成這樣的機制需要所有參與方經過長時間的“非合作博弈”最后才能達到的符合納什均衡的穩定狀態。

而我國央行完全有能力召集“二元體系”中所有相關金融機構通過集體協商、討論甚至是爭議的方法加速共識機制的達成。本質上這是人為制造一個非合作的博弈環境，讓所有參與者（如：商業銀行）根據自己的自身商業利益和具體業務場景提出法定數字貨幣在流通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造成的沖突，最后達成的多方一致。央行應在其中起到“召集人”和“推進者”的作用，階段性地根據各方所達成的共識開發數字貨幣的原型并在小規模范圍內試用，并通過不斷迭代的方法完善共識機制，使之更符合現實的現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