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美國對華為禁令全面生效,已不到12小時。
如無意外,9月15日后,臺積電、三星、海力士等廠商將無法繼續為華為供貨,且今日官宣的NVIDIA(美國半導體公司)收購ARM,更是讓華為海思充滿更多不確定性。
從2019年5月15日(美國當地時間)第一道禁令開始,“求生存”成為了華為的主題詞,在風險和壓力之下度過487天。
一場無炮火聲的戰役即將拉開,其殘酷程度不亞于直接的兵刃相接。
禁令生效的可能性后果,各方已有猜測——海思受困、華為手機無“芯”可用、手機業務剝離、營利“大頭”消費者業務受重創······對華為而言,這無疑是極具挑戰性的難關。
在斷供之日到來的數天前,華為在松山湖基地舉辦了2020開發者大會活動。經過海思辦公區時,路上的人、周遭的環境,一切都很平靜。
這樣的平靜,是無畏于禁令受限的信心滿滿,還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平靜,答案尚未明晰。
在極具挑戰性的一年多的時間中,華為發生了什么,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對于即將到來的未知性,華為又該如何自處?
危機
一道禁令,鎖上第一道門。
2019年5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份名為“確保信息和通信技術及服務供應鏈安全”的行政命令,將華為公司及其70家附屬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
這意味著,美國公司不得不先從美國政府獲得許可證,才能向華為出售技術產品。
這一行政命令的簽署,是意外,也在意料之中。
意外的是,在全球化的21世紀,美國竟會做出拒絕開放合作的決定;而所謂意料之中,是美國政府針對華為的制裁,早在2018年就已初現端倪。
反對華為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簽約,禁止華為手機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政客多次表示華為手機留“后門”并竊取用戶數據,呼吁盟友禁用華為設備;
8月簽署《國防授權法案》,禁止美國政府和政府承包商使用華為和中興的部分技術;
·······
突如其來的禁令下發,當時的華為并無準備。
“我記得去年的5月16號,我們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的時候,是一片手忙腳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跟我們的客戶、合作伙伴以及華為員工進行溝通、澄清和理解。”
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在華為分析師大會上如此描述。
行政命令頒布后,多家美國企業遵守了其政府宣布的法律和規范,既包括提供軟件服務的Google,也涵蓋了Intel、高通、賽靈思(Xilinx)、博通(Broadcom)美光、英偉達等美國芯片廠商。
這對華為手機來說,無疑是軟硬件層面的雙重打擊。
華為每年會采購價值約700億美元的零部件,其中約110億美元支付給美國芯片供應商,包含了高通、英特爾和美光等。
另一方面,作為Google安卓陣營的核心成員之一,華為海外市場發售的智能手機都會預裝GMS。禁令之后,除了通過開放代碼源許可公開獲取的服務,華為與Google之間的一切業務往來宣告停止;當然,包括GMS在內。
GMS的缺位,最為直接的影響,是華為海外移動設備的銷量:
從全球市場來看,調研機構IDC數據顯示,2020年第一季度,華為智能手機的出貨量為4900萬部,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7.1%;
西歐市場影響更甚,調研機構Canalys數據顯示,2020年Q1,華為在西歐智能手機市場的出貨量下滑了高達40%。
美國對華為的制約,將后者推到了中美貿易戰的“風口浪尖”之上。一家企業與一個國家之間的博弈和較量,顯然是沒有可比性的,但戰時狀態已然響起,華為不得不乘風破浪。
士氣
開戰之前,軍心要穩。
政令頒布第三天,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接受日本媒體《日本經濟新聞》的采訪時就進行了表態,強調華為沒有做任何違法行為。
任正非表示,即使高通和其他美國供應商不向華為出售芯片,華為也沒問題,因為“我們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
面對美國單方面的制裁,華為的態度也盡顯強硬——
我們不會像中興通訊那樣,在美國的要求下改變我們的管理,也不會接受監管。
禁令當前,領軍人物的發話,無疑是一劑強心針。
除了最初的發聲,一向低調行事的任正非此后的幾個月里也頻頻接受外媒采訪;對外表態,對內維穩。
行政命令發布后次月,2019年6月17日,任正非與來自美國的思想家GeorgeGilder(《福布斯》知名撰稿人)和NicholasNegroponte(《連線》雜志專欄作家)進行了一番對談。
任正非更新了對美國禁令的看法,承認了之前所做準備的不充分——我們是做了一些準備,就像我們的爛飛機一樣,我們只保護了心臟,只保護了油箱,沒有保護其它次要的部件。
任正非認為,華為未來兩年會減產,估計會下降300億美金,銷售收入都會在1000億美元左右,到 2021年可以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重新為人類社會提供服務。
2019年8月20日,任正非接受美聯社的采訪紀要在華為心聲社區發布,這距離禁令頒布已過去三個月。
任正非在采訪中表示,美國實體清單并沒有打擊到華為的戰略,反而是有幫助的。
基于行政命令帶來的影響,華為開始將力量匯聚到主航道上做主力產品,砍掉近46%的部門,將這些部門的優秀員工轉至主產品線。用任正非的話說,在禁令之下,主產品會變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行政命令發布后的第四個月,任正非接受了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采訪。
對美國打擊華為之舉的態度,任正非一如既往的堅定。他表示,華為本身一直就是傷痕累累,也不怕被再打擊一下。
但同時,任正非也深知情況危急。
現在我們要補美國實體清單給我們造成的創傷和洞,這是當務之急,而不是想去做其他什么事情。我們就像這架破飛機一樣,已經被打得千瘡百孔了,必須要把洞補好,否則就飛不回來了。
一紙行政命令,揭露出華為產業鏈的“漏洞”,正如任正非所言,當務之急是補洞。
補洞
應對之道,更在乎做。
美國行政命令頒布的第二天,2019年5月17日,華為下屬海思半導體有限公司總裁何庭波發布了一封內部信。
信中稱,海思將啟用“備胎”計劃——“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
不僅如此,華為也在尋求著其它解決方案。盡管無法與 Intel、高通、英偉達等美國公司合作,但華為還能從韓國的三星、中國臺灣聯發科、中國展訊購買芯片。
也就是說,雖然受禁令影響華為麒麟芯片難以生產,但暫不影響第三方芯片設計企業向華為提供標準產品。
另一方面,華為也在加快推出自研的鴻蒙系統,在2019年5月-7月間,不斷有鴻蒙系統的相關信息在媒體中曝光。
直到2019年8月9日舉辦的開發者大會,華為正式推出了鴻蒙系統;這一時間,距離禁令頒布僅過去三個月不到。
與鴻蒙一起亮相的,還有華為HMS;以此彌補智能手機中無法繼續使用GoogleGMS之難。
做一個操作系統的技術難度不大,難度大的是生態。
任正非曾坦言。
顯然,對于鴻蒙系統與HMS這兩個“新生兒”,華為有著清醒的認知。面對禁令,華為能夠推出鴻蒙OS、HMS填補漏洞,但生態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師。
數字最為直接的比較——
Google的GMS承載了全球數百萬的各種各樣的App,而HMS只有9.6萬;
Google Search、Chrome、Gmail、YouTube、Google Drive等已經覆蓋了全球超過10億月活躍用戶,但這些應用并無法在HMS的商店中上架。
與GMS相比,HMS還過于弱小,僅僅能夠在GMS缺位的情況下扮演替代者的角色,但尚且不足以打動消費者。
但慶幸的是,華為已經開始邁出應戰的第一步。
禁令頒布后第五個月,華為首次公布了前三季度業績,即使承壓,但所受影響并不大。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華為實現銷售收入6108億人民幣,同比增長24.4%。其中,消費者業務中的華為智能手機業務前三季度發貨量超過1.85億臺,同比增長26%。
不過,這并不代表華為不受禁令影響。
業績報告解釋稱,手機業務的增長一定程度上華為在海外市場推出的一系列優惠措施,并承諾如果Google應用在購買后的兩年內停止運行,將向用戶全額退款。
另外,在海外市場,Google發出警告,不允許用戶將其應用安裝到華為新手機上,指出非本地安裝的Google應用可能會損害用戶安全。
一面受禁令緊逼,一面是拼命搶救,華為這架飛機在此后的幾個月中,一直在“補飛機洞”。
絕境
暴風雨再次來臨。
2020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官方連發兩條關于華為的消息:
一是宣布實體名單上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及其非美國分支機構的現有臨時通用許可證(TGL)授權期限延長90天。
二是將嚴格限制華為使用美國的技術、軟件設計和制造半導體芯片。
無疑,禁令的更新進一步對華為實施出口管控和技術封鎖。而就在第二輪禁令頒布的三個月后,美國政府再次發布新禁令。
在2020年8月17日發布的修訂版禁令中,BIS新增了數條細則,比如基于美國軟件和技術的產品不能用以制造或開發任何華為子公司(實體名單內)所生產、購買或訂購的零部件、組件或設備。
同時,實體清單列表中還新增了38個華為子公司。截至于此,被列入美國“實體名單”的華為子公司總數已達152家。
不難看出,新禁令劍指了華為為了繞過舊禁令尋求非美企第二供應商之舉,更進一步封鎖了華為獲得芯片的可能性。
此時的華為,可以說被逼到了懸崖邊上,而最為直接的結果表現,可能就是華為手機無“芯”可用。
在8月7日舉行的中國信息化百人會2020年峰會上,余承東承認麒麟芯片可能絕版。他表示:
很遺憾,由于第二輪制裁的來臨,我們芯片的訂單只接受了9月15號之前的,所以,今年可能是麒麟高端芯片發展的最后一代。
同時,余承東表示由于第二輪芯片制裁導致部分產品無法生產。因此今年的發貨量有可能比去年的數量還要少,會低于2.4億臺。
且這樣的缺貨境況,還將繼續下去。
在去年初次被制裁之時,華為快速推出了鴻蒙OS和HMS以應對軟件技術層面的制約,但對于芯片制裁,目前仍是一大障礙,且難以解決。
在芯片里的探索,過去華為十幾年從嚴重落后,到比較落后,到有點落后,到趕上來,到領先,再到現在被封殺,我們投入了極大的研發,也經歷了艱難的過程,但是在半導體制造方面,華為沒有參與。
余承東坦言。
雖然后續有消息稱華為已啟動意在規避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同時加速推進筆記本、智慧屏業務的“南泥灣”新項目,以及準備建設一條完全沒有美國技術的45nm芯片生產線的“塔山項目”,但這些項目,也都尚且處于傳聞層面。
再者,對于與美企無關的三星、SK 海力士,據《朝鮮日報》9月8日報道,這兩家韓國芯片廠商也決定將于9月15日起斷供華為。
當下,據產業鏈最新消息,臺積電、聯發科、索尼、三星等廠商已經開始陸續交貨為華為生產的最后一批芯片,而9月15日之后,這些廠商將不再為華為代工。
華為的芯片境況,不容樂觀。
“危”OR“機”
當下的困境、未來的不確定性,由于美國政令帶來的難題始終環繞著華為,其各方面業務也受到了相應影響。
以頻頻受到制裁的華為海思為例,據Digitimes報道,美國不斷加劇的貿易制裁正在將海思逼到邊緣,許多工程師已經離開了華為IC設計部門在中國臺灣的團隊。
不過,對于制裁的態度,華為不是沒有答案。
在第二輪禁令頒布的次日,5月16日,華為在心聲社區發文表示——沒有傷痕累累,哪來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回頭看,崎嶇坎坷;向前看,永不言棄。
后半句,正是華為給出的答案。
在華為看來,這場突如其來的制裁,是危機,同樣也是機會。
2020年9月2日,距離芯片政令生效僅有13天,華為心聲社區發布了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在新員工座談的會議紀要《不要浪費一場危機的機會》。
郭平表示,美國給華為制造了危機,也給每一個人創造了機會。
同樣的話語,在9月10日的開發者大會會后采訪中,華為消費者業務軟件部總裁王成錄也再次進行了表述——
因為芯片問題反而給了企業反思,沒有選擇就是最好的選擇。限制反而讓大家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危、機并存。
“危”的一面無需贅述,但“機”又何在?
王成錄表示,去年美國宣布制裁以后,華為發布的首款旗艦手機器件國產率不到30%,而今年發布的P40旗艦機,器件國產率已超過86%。
在被制裁的487天中舉辦的兩屆開發者大會中,華為已完成從推出鴻蒙OS、HMS到迭代至鴻蒙OS2.0,HMS成長為全球第三大移動應用生態的轉變。
按照C114通信網副主編蔣均牧的說法,在軟件這個層面,華為消費者業務已經不被卡脖子了。
在芯片層面,郭平表示,會繼續保持對海思的投資,同時會幫助前端的伙伴完善和建立自己的能力,相信若干年后會有一個更強大的海思。
芯片這一劫數,渡得過是“機”,過不了則“危”。
禁令生效之時在一分一秒地逼近,而華為,依然還受困于其中。
但幸運的是,華為并非無路可走。
余承東在開發者大會上所說的“沒有人能夠熄滅滿天星光,每一位開發者,都是華為要匯聚的星星之火”在社交媒體中刷屏。
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責編A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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