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政府所在地——集寧新區的最東部，方圓三公里內，華為、阿里、蘋果、快手一系列頂尖公司的大數據中心（IDC）招牌，出現在這個小城的邊沿處。每一條路上都有濃郁的綠化帶，松樹、草坪、盆景交織在一起，路口處，花草拼出碩大的英文字樣——Big Data。

街道上卻空無一人，只有灑水車偶爾駛過，吊車、挖掘機在工作，數輛貨車停在路邊，裝滿了大型散熱器，那是正在建設中的阿里巴巴園區。

位于烏蘭察布的阿里巴巴大數據中心。

這個大數據中心的目標是，到2020年，總服務器承載能力突破200萬臺，而2019年國內 IDC 的總體裝機規模為995萬臺。

這座力圖支撐大型科技公司數據存儲的數據之城，與15公里外的烏蘭察布人口最為密集的集寧老城，雖相隔不遠，但卻仿佛活在兩個世界中。集寧老城區，20多年都沒啥變化，建筑老舊，道路擁擠，一到晚上，廣場上都是人。

每個工作日下午5點，出租車司機李同會空車穿越大半個城市，趕到大數據中心門口。6點左右，員工們陸續出現在門口，搭出租車回租住的公寓或者酒店，7、8公里的路程，20元車費起步，算是一筆大單，像北京中關村、望京的蹲守網約車司機一樣，當地的出租車司機都熟知這個行情。近期，蘋果等園區進入測試階段，各地趕來的員工也多了起來。

沿著阿里大數據中心門外的道路一直向東，3公里后就走出了集寧市區，進入廣闊的草原和鄉鎮，路邊，立著大型的廣告牌——草原云谷歡迎你。

“云”在這里不再是頭頂的一片天。隨著5G時代的開啟，巨量數據讓許多地方的政府了解了“云”的別意，而云計算的基礎設施就是大規模、綠色高效的數據中心。

大數據中心遠景。

獨特的氣候、地理和能源優勢，讓烏蘭察布成為科技公司爭搶的標的。2017年至今，在距離北京300多公里、車程幾小時的烏蘭察布建一個大數據中心，已經在諸多科技公司的規劃當中。

為了發揮大數據中心帶來的集聚效應，烏蘭察布政府還成立了大數據局，搭建創業基地，雖然很多公司目前只是發展勞動力密集的外包業務，比如呼叫中心、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數據標注等。不過，大數據行業內已經有了“南貴北烏”的說法，貴陽率先跑出了大數據之城的產業集聚效應，也因為廉價勞動力產業受到質疑。

烏蘭察布延續了貴陽的路。

上班時間，上百人的寫字樓里回響著此起彼伏的接線聲，這些工作看起來是在科技和人工智能產業鏈上，卻依然是月薪3000出頭的體力活。在當地一些人看來，甚至算不上一份“正經”工作。據了解 ，數據中心員工90%左右為外派，這意味著對于大多數烏蘭察布市的居民來說，大數據中心還是一個新聞里的名詞，和他們的日常生活并無關系。

集寧老城的一角

烏蘭察布，一個只有200萬人口的內蒙古東部小城，曾經的標簽是農牧區、大風和窮。貧窮帶來的偷盜、欺騙事件，讓“烏盟”一度成為一個貶義詞，在內蒙、山西各地深受歧視。

2003年，烏蘭察布的GDP僅為133億元。到2019年，烏蘭察布在內蒙古12個地級市中，GDP排名第8位，比2018年上升一位。因此，這個小城有著強烈的愿望，想甩掉過去的頭銜。它把希望寄托于科技的碰撞中，獲得“彎道超車”的機會。

2003年至2016年烏蘭察布GDP走勢

但這個過程絕不簡單。“大數據中心”帶來的連鎖響應，有待證實。

一。 “天賜”的大數據中心

2013年，被稱為中國的“大數據元年”。這一年，華為經過多次考察，決定在烏蘭察布建設北方云數據中心。

“大數據中心的選址，一定是企業和政府雙方的意愿，首先，這個地方必須滿足基本的地理氣候因素，同時，政府的重視和土地、用電等各方面的優惠，也是無法忽視的。”一家國企的管理人員屠飛飛說，他曾參與過多個全球大數據中心選址項目。

大數據中心選址的要求極為復雜。需要滿足氣候、 土地租金、交通、能源等多重條件。而烏蘭察布是少數滿足全部需求的城市之一。

首先，散熱能力是決定大數據中心能量效率的重點。國際的評價標準是PUE（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它是數據中心消耗的所有能源與IT負載消耗的能源的比值。其中，數據中心總能耗包括IT設備能耗和制冷、配電等系統的能耗。比值越接近1，表明非IT設備耗能越少，能效水平越好。

烏蘭察布華為云數據中心

包括谷歌、微軟等公司的數據中心PUE在1.8上下，而在烏蘭察布，PUE可以全年保持在1.26以下，能夠讓數據中心效率發揮到極致。

這源于烏蘭察布位于云計算產業發展的“黃金緯度”，當地全年平均氣溫只有4.3℃。尤其夏天涼爽，春秋多風。為了降低PUE，微軟需要在水下建數據中心，而貴州等地也使用水冷散熱、或者利用洞穴等環境，烏蘭察布卻可以實現全風冷散熱，相比在貴州等地的水冷散熱，對水源和技術難度的要求更低。

同時，烏蘭察布的土地和能源都具備很強的優勢。小城地廣人稀，城市之外有大片草原可供開發，且地處蒙西電網范圍，電價比周邊都要低廉，風電和光伏等綠色清潔能源也可以在這里實現。

“綠色高效的能源，是大數據中心長久發展的重點。”阿里巴巴集團AIS研發事業部負責人高山淵說，烏蘭察布可以實現全綠色化的供電和制冷。

交通便利，也是烏蘭察布的特殊優勢。與更多坐落在西部的數據中心相對比，烏蘭察布在北京“大六環”的3小時生活圈內。最近，快手宣布，將在烏蘭察布建立第一所大數據中心，距離快手在北京“上地”的總部，只有300多公里，駕車約3個半小時。

華為烏蘭察布的運維業務負責人張燕平，從2016年開始在大數據中心工作，是第一批進入烏蘭察布的工作人員。他在距離烏蘭察布只有200公里開外的呼和浩特長大，在北京讀大學。直到接到派駐任務，才第一次來到烏蘭察布。

“印象中，這里是農牧業為主，沒有太多工業項目，比起臨近的呼和浩特、鄂爾多斯，人口更稀少。“雖然張燕平并不清楚華為當時選擇烏蘭察布的原因，但他贊同，烏蘭察布是一個優質的大數據中心。他的同事中有人來自南方，剛來時，對這里的氣候很詫異，即使在夏天，早晚出門都要穿上長袖，最高氣溫不過18度。冬春卻沒有特別的寒冷，只是天氣干燥、風大， “設備的天然冷卻效果非常好。”

工作的幾年中，張燕平體會到烏蘭察布對大數據中心的熱情，專門的大數據管理局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團隊到中心考察。在當地報紙、電視臺中，大數據的代名詞開始頻頻出現。

二。 彎道超車，烏蘭察布的野心和局限

整個烏蘭察布市，都在圍繞打造“大數據之城”的概念快速地變化著。

2017年后，烏蘭察布市政府和集寧區政府，逐漸從老城向東部擴張，遷至據大數據中心8公里左右的集寧新區。新城區的建設速度很快，房地產開發商進入，周圍的住宅區逐漸落成，萬達、居然之家等商業中心交付開業；新區政府附近，一眾招商引資項目逐漸落地，出現了10多個寫字樓。遠遠望去，仿佛一個二線城市的市中心。

2018年，烏蘭察布市委書記杜學軍表示，烏蘭察布要在發展中實現“彎道超車”，就需要依托云計算、大數據企業，形成“南貴北烏”的產業格局。“草原云谷”，由此成為這座城市對外形象的一個新標簽。

草原云谷

2016年，張燕平回到呼和浩特定居，開始適應在家和烏蘭察布來回通勤的日子。最初，華為大數據中心的周圍全部是荒地。只有華為一家，最近3年，越來越多的大數據中心漸次落成。

“開始我住在老城區，來園區要10多公里，走到一半就已經見不到人，綠化沒建好，風一吹塵土飛揚。”張燕平回憶，“現在園區附近有住宅區了，人氣也旺了些。”

每到周末，張燕平回呼市，與家人團聚。“動車單程2個小時，去年開通了高鐵，只要50分鐘。開車大約2個半小時。”

路途的便利不只是政府的一頭熱，華為等公司也參與了道路、供電系統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升級。2019年底，京張（呼）高鐵開通，從北京清河高鐵站出發。1小時45分鐘就可以到達烏蘭察布高鐵站，再駕車20分鐘即可到達園區。直通北京的144芯點對點光纜，光纜端對端傳輸時延在5毫秒以內，是一條“信息高速公路”。

自然稟賦優渥的烏蘭察布，想要搭建更宏大的大數據產業鏈，卻并不容易。在大數據產業鏈上，最核心的部分在于大數據開發與分析，包括數據抽取，預處理，大數據架構的搭建，數據庫運維，數據展示，數據接口、數據安全、數據可視化等工作。

“理想的情況下，大數據相關的公司和人員應該與數據中心在一起，工作溝通更加方便，也會在當地形成集聚效應。” 屠飛飛認為。

大數據中心機房

但事實是，國內數據中心和大數據相關公司的工作都是分開來。“數據中心選址本身，會側重在電力、土地，不太考慮機器上跑的內容。”他說，更高端的研發技術等工作，大公司們往往會借助發達的網絡基礎設施，在發達城市的辦公室通過云端調用等方式解決。

“這在成本和效率上可以達到一個最優，但數據中心本身就不會做開發，甚至連應用也不需要做。”

理想與實現的矛盾點在于，要實現產業集聚，烏蘭察布首先要獲得人才和技術支持，但現實中烏蘭察布，幾乎沒有科技和互聯網基因。市內只有2所二本高校，一所師范，一所醫學院，加上一所專科技校，都與大數據、互聯網沒有太大關系。

烏蘭察布市在集寧師范學院中建立了草原云谷大數據學院，開設大數據理論、應用及實踐課程，想利用企業和高校聯合辦學模式、培養大數據人才。對于以師范學生為主的濟寧師范，這個學院的存在感并不強。近兩年，相關信息變成了“服務外包呼叫中心儲備人才職業技能培訓班”。

無法在當地培養人才，引進也困難重重，烏蘭察布市設想中帶動上下游的集聚效應，還是一個遙遠的目標。

三。 “大數據之城”的中間態：廉價勞動力

在距離大數據中心7公里處，集寧區政府周邊有多個樓群，大多在最近5年內建成，這是集寧區為了配合大數據中心戰略引進的“科技企業”。

工作日，這里幾乎沒有人在戶外走動。隨意走進一座大廈，可以聽到密集的電話節點聲，或者是快速的點擊鼠標聲音。“消除后進面，月進4000元”“我們是脊梁，苦戰30天拿下最高業績”等等標語，張貼在各個工區。

外包服務基地園區外景

在宣傳板上，可以看到這里被命名為“大數據外包服務基地”，包括大型數據標注、通信公司的內蒙古分部等。最初入駐的公司主要是華唐、中信鴻聯九五、博岳通信、中服英才等10多家服務外包企業。

據當地媒體報道，2020年這里的總坐席將達到3萬席。雖然冠上了“大數據”的標簽，但大多數工作是傳統的呼叫中心。

附近的創業基地里，雖然有百度等互聯網公司等的背書，入駐率不到一半，大多數是新媒體公司、咨詢、財務、人才服務等公司，大量的工位空置工位，在58的招聘版塊里，開放的職位主要也是接線員、數據標注師等。

華唐大廈內有一家高檔的咖啡廳，白天門庭冷落。“在這里開咖啡廳，是因為新區辦公樓會吸引到很多創業團隊和白領，但是樓上辦公的人，平時根本不會來。”老板說。

2018年底，高樓上還有大數據行業的研發項目，聘請了專家團隊，不時有人在咖啡廳的包間里討論項目。但一年后，很多研發項目終止了，大廈只剩下接線員等相關崗位。

現在這家咖啡館主打商業聚餐、兒童生日派對等，只有周末和晚上忙碌。

周四下午5點，王遲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提前走出大廈，他盯著空曠的籃球場，歇了歇眼睛，準備在高峰期之前開車回到老城的家。

這是他在AI數據標注公司“梧桐木咨詢”烏蘭察布中心的倒數第二個工作日。

王遲剛剛從山西一所二本學校畢業，專業是通信工程。考研失敗，又受到疫情影響，他從過年后就沒有離開烏蘭察布的家，也錯過了很多求職機會。原本打算去北京或是呼和浩特找一個互聯網公司的工作，但是爸媽堅持他留在家中。

“我的高中同學，基本都考公務員或者去了銀行、醫院、學校，我不想做，也沒有參加考試。”王遲說。

疫情期間，他決定先來這家AI數據標注公司實習，按照正式員工的薪水和提成，一個月收入在2000-3000元，不交五險一金，實習生表現出色，畢業后就可以轉正。

大廈內部

任何復雜的人工智能研究，都需要標注的數據作為基礎。這是一個既需要背靠技術，又可以簡單到只需點擊鼠標就完成的產業鏈。王遲的工作不復雜，通過貼標簽、做記號、標顏色、劃重點，標注出數據的不同點、相似點或類別，這是為了給機器提供訓練和學習資料。

他標注過一個小鎮的道路布局，對其中的車輛、摩托車、自行車和行人打上邊框，并標注行進方向和是否有遮擋，用來區分具體路況；他還標注過不同建筑物的邊緣分割，用于自動駕駛中車輛對環境的認知；他還標注過山河湖泊，為每一個地區標注打點。

第一個月，王遲感到新奇，每天會提前半個小時到辦公樓，看看前一天工作的檢查員做出的反饋，總結一些標注過程存在的錯誤。每天的總工作量在30幅左右，多出的部分可以按照件數給予提成。

數據標注，有不同的精度，熟練者平均一天可以標注 40 張圖片，前提是只需要為圖片中的物體打框、標注類別和前后關系；但涉及到刻畫建筑物邊緣等復雜細節，忙活半天也到不了10張。

王遲最初認為，他的工作是精確標注高精地圖，而高精地圖是無人駕駛技術的基礎，屬于人工智能的范疇，但他很快感受到其實這是一個不太用動腦筋的“體力活”。

他的電腦前常備眼藥水，一兩個小時后就要點一次，否則眼睛干澀難忍。同事里除了學生，還有外地小鎮的專科畢業生等，大多數人在來之前對數據標注沒有概念。

工作時間，每個小組有組長在不停地走來走去，觀察進度。盡管每個人的工作區域不算小，王遲還是感到不舒服。王遲沒有接觸過技術骨干，只聽過組長當著所有人的面，罵一個員工標注質量不達標，員工不服氣，第二天就辭職了。

王遲的父母很不滿意他的這份工作，他們區分不出同一個大樓里的接線員或者是數據標注員。在普通烏蘭察布市民眼里，這一群年輕人每個月拿著3000多塊錢的工資，每天擠公交車穿過老區去新城上班，打打電話或者動動鼠標，稱不上什么值得羨慕的工作。甚至不客氣地說，和工廠的工作沒有太大區別。

“哪里有公務員、老師穩定，多加班也賺不了多少錢。”出租車司機李同說。“我在東勝工廠里打工的朋友，雖然辛苦點，但是每個月還能賺小萬元。”

位于集寧新區的創業園

在另一個大數據中心—貴陽，當地面對著同樣的問題。雖然貴陽陸續搭建了很多數據標外包產業園，但2018年貴州省平均工資5200元，數據標注師僅為4200元。職校招的實習生甚至只有2000元。《極客公園》等媒體的報道中，把這些技師直接比作了富士康工人。

全國各地都在建立的”大數據產業園”中，很多都是以外包業務為主。在山東、山西等地，一些數據公司招收在校學生，每天50元，有些地方培養服務業的大叔大媽做數據標記，完全不需要對人工智能等技術有了解。

2013年，華為最初在烏蘭察布建設數據中心時，發布了宏大的愿景——打造“智慧烏蘭察布”，發展電子商務、物聯網、電子政務、精準醫療、教育培訓、智慧社區服務等云產業，助推烏蘭察布的數字經濟建設。2019，華為又提出共同打造華為北方數據中心，為了縮短建設的周期，華為采取了工廠預制化生產的模塊化數據中心解決方案。

不過，對于現在的烏蘭察布來說，“智慧化”還只停留在紙上。

四、烏蘭察布與科技的距離

大數據中心15公里之外的集寧老城區，20多年容貌依舊，擁堵又熱鬧。

張燕平偶爾會和同事到市中心最大的商業區——維多利廣場吃一頓必勝客，晚上遛彎經過公園廣場，聽一聽當地流行的二人臺。

“集寧舊城很有人情味，不論什么時候到廣場，總有熱鬧的二人臺可以聽，夏天會有劇團搭起臺子演，還有愛好者一邊唱一邊直播。”張燕平對無處不在的二人臺印象深刻。疫情剛過去，老城區的廣場外又擠滿了人。

集寧老城的廣場上的二人臺表演

王遲在集寧舊城里長大，他的父母都是老師，年少時他的活動范圍不過人民醫院附近的幾個街區，再多走一個街道，就會進入草原。在外地上大學，他從來都說自己是“集寧人”，因為“烏盟在外面名聲很不好”。

這是窮困地區很難擺脫的名聲，烏盟人在外地，小偷小摸的人多了，附近都流傳著一些說法，比如“三個河南人鬧不過一個烏盟人”等等。

他在太原上學時，很多上年紀的人提到“烏盟”會表露出厭惡。王遲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大二時，“鴻茅藥酒跨省抓捕”事件曝光，突然間身邊同學都追著他問涼城縣的情況，問他們家是否都喝鴻茅藥酒，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這些年，烏蘭察布的聲譽改善了很多。”王遲認為。

集寧新區的美食街

大數據中心的名聲在外，吸引了周邊城市的年輕人來就業，即使呼叫中心的工作沒有太多晉升的空間，他們還是能在這個城市安定下來。 然而，對于像他這樣在集寧的大學生來說，就業是一個難題。

集寧周邊沒有工業，沒有大工廠，也沒有大型的互聯網企業。 “同學里很多人初中讀完會去外地打工，去呼市或者東勝。那里有廠子。在北上廣讀大學的人，基本都留下了，不會回來”王遲說。

王遲并不滿足于每個月3000多元的數據標注工作。他喜歡編程算法，希望能做一名工程師。但是，即使在大學里，王遲也沒有接觸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學科，“離我們很遠。我相信這是大勢所趨。即使我必須要離開家鄉，一個人闖蕩。”

王遲拿到了畢業證書，他辭了職。“準備利用這個時間，一邊好好精進下編程技術，一邊投簡歷，主要看看北京和呼市的工作機會。”

由于“天賜”的自然、人文條件，烏蘭察布被發掘成為大數據中心，但當地期待的科技集聚效應遠未形成。如何擺脫“人工智能版富士康”，成長為人才密集型真正的大數據中心，是烏蘭察布以及更多大數據中心需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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