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至22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年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線上線下同步舉行，本屆論壇聚焦“邁上現代化新征程的中國”主題。期間，專家學者及行業人士就數字技術應用、數字貨幣、金融開放體系、平臺經濟、未來教育等多個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據了解，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承辦，自2000年以來每年舉辦一次，已經連續舉辦21屆，是中國政府高層領導、全球商界領袖、國際組織和中外學者之間重要的對話平臺。”

數字技術革命：走向大規模應用

以“數字技術革命：走向大規模應用”為主題的討論由新華網客戶端執行總裁席卿主持。與會嘉賓分別為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高通公司首席執行官史蒂夫·莫倫科夫，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宋志平，美光科技總裁、首席執行官桑杰·梅赫羅特拉，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互聯網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陳煜波。

江小涓對“十四五”時期數字經濟發展的要求做出了簡要的解析。在未來五年，中央對數字技術產業化部分的增長提出了要求，并且將重點發展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聯網、區塊鏈等核心產業。數字經濟在“十四五”期間要全面覆蓋，覆蓋到經濟、社會和政府治理本身。另外希望數字經濟能夠廣泛地賦能，繼續擴展數字經濟的連接邊界和深度，爭取在消費、旅游、交通出行、醫療教育、政府治理等方面取得進一步地發展應用。

江小涓強調，數字經濟、數字社會不是一個淺層次的變化，它會帶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根本改變。“十四五”期間非常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數字技術應用和消費群體、產業群體非常大，有著良好的發展基礎和未來發展條件，在數字經濟方面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全球經濟中間也有非常良好的起點。未來5年數字消費有重量級的應用、數字生產進入起步后的加速階段，數字資源的開發利用將會特別快速地往前推進。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發展也要規范，一定時期內會給監管帶來新的不確定性，這也是長期健康發展要付出的成本。數字企業要有更多的社會責任感，以數字自身的發展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史蒂夫·莫倫科夫表示，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們更加清晰地意識到無線技術對日常生活和全球經濟至關重要，它以全新的方式保障人們的健康，支持遠程工作和教育。5G正在推動一個全新的發明時代，能夠創造新的機遇，并且促進經濟增長。在5G的賦能之下，連接將惠及從制造到醫療等更多行業，最終變革全球經濟，豐富人們的生活。根據高通的研究顯示，到2035年中國的5G價值鏈將貢獻近100億元的經濟價值。

他指出，從去年開始中國持續推進毫米波測試，毫米波的應用能夠加速惠及地方產業，這對于實現“鄉村振興”至關重要。5G在應對未來和應對健康挑戰方面有著巨大的機遇，能夠為急診提供更多準確的信息和判斷。數字座艙、網聯汽車以及蜂窩車聯網等技術能夠進一步提高汽車的自主性，加速智慧出行的發展。隨著超可靠、低時延連接應用，5G將推動制造業和工業4.0的未來發展，這是未來數十年顛覆性變革的開始。除經濟效益之外，5G還將創造重要的社會效益，比如為服務缺乏的地區提供搭載高通驍龍計算平臺的筆記本電腦，幫助貧困地區縮小數字鴻溝。

史蒂夫·莫倫科夫表示，5G使我們能夠暢想更多可能性，創造更多新服務、新體驗和新行業，可以實現大規模應用，釋放數字革命的全部潛能。當中美兩國企業攜手在中國乃至全球推動創新，未來將變得無限可期。中美兩國圍繞數字變革開啟合作將有令人振奮的前景。

宋志平指出，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尤其是智能化轉型方面，進展迅速。不僅高端制造業在轉型，同時江中制藥、云南白藥等傳統企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應用也快速普及。“數字戰斗力”已經成為企業的關鍵競爭力。

宋志平對智能化的大規模應用提出三點看法。第一點，智能化不光是減少人力投入，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我們作業的精準度，提高了質量，降低了成本。第二點，智能化的大規模應用解決了人工成本這個棘手的問題，避免了像日本等國家因為人工成本帶來的產業轉移和制造業空心化，能夠鞏固住我們國家作為全球制造中心的基礎；第三點，資本市場對于數字產業的支持至關重要，下一步資本市場要加大力度，支持我們國家的數字化改造和數字化創新。

桑杰·梅赫羅特拉表示，數字變革正在驅動著數字經濟的變革，疫情加速了這一趨勢，比如說遠程教育、遠程快遞等技術的進步。數字技術能夠使我們攜手應對全球共同的挑戰，比如疫情和氣候變化。數字技術正在挑戰傳統的市場架構，如何儲存、搜集和處理數據值得思考，需要進一步創新數字存儲技術，例如加強云技術和云端儲存等方面的創新和發展，建立更多的數字中心和數據中心，并進一步地認識到數據、數字的價值。

他指出，未來一年，75%以上的企業都可能更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技術，企業的數字轉型夠進一步提高制造業效率，促進全球經濟發展。創新對于驅動數字轉型至關重要。中國大力培育營商環境，促進了創新以及跨國企業的合作，并且在存儲、半導體和汽車等方面成效頗豐。知識產權保護是創新和合作的前提，能夠減少風險、提供穩定性，是公司有信心長期進行投資的前提。此外，也必須投資于人力資源和人才，這是成功的保障。智能化可以讓生活更加美好，期待有更多跨界的合作和創新來解決全球共同的挑戰。

陳煜波認為，中國發展數字經濟跟硅谷、跟歐美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沒有達到“四化”同步，在沒有走完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就迎來了信息化，所以中國發展數字經濟需要解決前面“三化”沒有解決的痛點。過去幾年，中國政府前瞻性地采用了超前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消費互聯網的發展將中國的人口紅利轉為市場紅利。現在數字化進程總體從消費端或者需求端向供給端滲透，下一步非常重要的就是發展5G、大數據、云計算等新基建，這些超前的數字基礎設施能夠發揮中國完備的工業體系優勢，構建我們產業鏈、價值鏈、供給側的數據紅利。但當前中國數字人才結構性問題非常突出，95%都在研發和運營，數字戰略管理、制造業數字化、數字營銷這一類的人才非常缺乏。

陳煜波指出，下一階段中國乃至全球數字化轉型的挑戰有一些共性。下一階段，一是要加強數字資源的整合、開放、流動和監管，要推進數據要素的市場改革，這是數字經濟的基礎。二是是既懂行業，又具有數字化素養的數字人才應成為下一階段中國經濟全面數字化轉型的核心驅動力。三是新一代信息技術只是拉開了新一輪科技變革和產業革命的序幕，下一階段數字技術會推動很多新的基礎科學和產業的變革，因此，全球尤其是中國要加強數字技術與生物、材料、能源等技術的交叉融合，加強顛覆性數字技能的培養。

數字貨幣的前景

以“數字貨幣的前景”為主題的討論由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財經評論員姚振山主持。與會嘉賓分別為貝寶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丹尼爾·舒爾曼，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斯坦福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倫·斯科爾斯，美國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宏觀研究公司主席、首席執行官魯里埃爾·魯比尼以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學與經濟學講席教授、副院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

丹尼爾·舒爾曼認為，數字貨幣的發展為我們創建更安全、更便捷、更經濟的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創造了機遇，并最終有助于改善全球民眾、家庭和企業的財務健康。全球疫情危機導致世界各地的消費者養成新的習慣，他們正在放棄現金，而企業也在作出回應。數字化已在全球加速發展，不可逆轉。貨幣的數字化通過賦能人們在全球范圍內參與和受益于安全有效的貨幣流動來創造共享的機遇。創造價值和產生影響的最大機會來自合作伙伴關系，以客戶為中心的合作伙伴關系新模式可以進一步改善支付體驗，并將全球經濟進一步推向數字時代。隨著金融基礎設施的現代化，需要持續與所服務的客戶以及整個生態系統中的所有利益相關者建立并保持信任。

穆長春表示，數字人民幣是由人民銀行發行的數字形式的法定貨幣，由指定運營機構參與運營并向公眾兌換，以廣義賬戶體系為基礎，支持銀行賬戶松耦合功能，與紙鈔硬幣等價，具有價值特征和法償性，支持可控匿名。其中，“可控匿名”作為數字人民幣的一個重要特征，一方面體現了其M0的定位，保障公眾合理的匿名交易和個人信息保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防控和打擊洗錢、恐怖融資、逃稅等違法犯罪行為，維護金融安全的客觀需要。

可控匿名的第一層含義，是匿名，就是要滿足合理的匿名支付和隱私保護的需求。目前的支付工具，無論是銀行卡還是微信、支付寶，都是與銀行賬戶體系綁定的，銀行開戶是實名制，無法滿足匿名訴求。數字人民幣與銀行賬戶松耦合，可以在技術上實現小額匿名。推送子錢包設計，也能夠保護個人隱私。數字人民幣對用戶隱私的保護，在現行支付工具中是等級最高的。可控匿名的第二層含義，是可控，我們在保護合理的匿名需求同時，也要保持對犯罪行為的打擊能力。兩邊都不能太偏，偏向哪一邊，都會有非常大的問題。所以說，央行數字貨幣實現風險可控基礎上的匿名是國際共識，為維護金融安全和穩定，各國中央銀行、國際組織在探索央行數字貨幣的匿名特性時均將防范風險作為重要前提，對于無法滿足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及反逃稅等要求的設計將被一票否決。

魯里埃爾·魯比尼指出，現在中國、瑞典、歐元區都在進行數字貨幣的轉型，這是一個國際潮流，甚至美國的美聯儲現在也在思考是不是要效仿像中國央行的一些做法，因為現在美國其實在這方面有一些落后了。

他表示，央行數字貨幣的創新之處并不是建立像支付寶、微信等可以進行數字交易的系統，而是原則上每一個家庭、企業、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銀行可以使用數字形式的儲備和央行以及其他的銀行進行交易。因此可能就不用銀行儲蓄和支付寶等交易形式，可以直接使用數字貨幣的形式進行交易，所以它就可以成為所有體系的一個儲備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可能將會顛覆目前的基于貨幣儲蓄的銀行體系。從效果上來講，新的央行數字貨幣的體系將會主導現在的整個銀行貨幣儲備體系，取代以前的傳統形式。不管借貸、抵押，不管它是長期的、短期的，它都可以被數字貨幣所取代，都可以通過數字貨幣來實現。它可以助力長期借貸，促進金融穩定。

邁倫·斯科爾斯認為，中國正在迅速行動，認可加密貨幣，進而認可區塊鏈來進入交易序列。雖然目前有超過60個國家正在試驗國家數字貨幣，但是中國的數字貨幣電子支付計劃是最先進的央行數字貨幣計劃。

他表示，人民幣數字貨幣將提高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吸引力，促進跨境結算的效率，人民幣將更容易成為儲備貨幣，使跨境支付更快、更有成本效益，并成為中國商品和服務以及未來其他商品和服務的結算貨幣，這可能會成為SWIFT的競爭者，而SWIFT能夠使美國不使用銀行結算交易就能夠監控資本流動和國際貿易。由于可以通過數字交易獲得有關經濟活動的信息，貨幣和財政政策將得到加強，例如中國人民銀行提供的流動資金可以更有針對性和及時性，央行可以直接向目標用戶匯款，設置使用限制、設置消費時限，并監控系統中所有的資金流向，貪污和濫用幾乎不可能。同時，數字貨幣將降低用戶成本，并帶來許多新的服務。

黃益平認為，人民幣數字化不等于人民幣國際化，盡管數字貨幣可以放在賬戶里帶到國外，但如果國外沒有普遍接受的話是沒有任何作用的，所以人民幣數字化并不等于是人民幣國際化，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但人民幣數字化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當中也許是有幫助的。比如我們過去一直在推動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人民幣的結算，在這樣一些場景假如我們能用數字人民幣，可能會提高效率，接受起來相對來說就會更加容易。但我們現在距離那種情景可能還是有比較大的距離。即便從數字人民幣的角度來說，現在主要還是在小的零售支付領域，而人民幣跨境的貿易和投資的結算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批發的領域。

他指出，數字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可能已經開始出現，數字貨幣的發行和發展將來有可能改變我們的國際貨幣體系。現在是以美元為主，將來如果有一個更方便、更安全、更好的貨幣，用于我們跨境的貿易和投資支付，會不會對美元造成新的壓力？但我們能否參與到競爭中還有很多的門檻要跨過，有很多工作要做。

下一個顛覆性創新？

以“下一個顛覆性創新”為主題的討論由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主持。與會嘉賓分別為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Musk）和南方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薛其坤。

埃隆·馬斯克認為，顛覆性創新將會表現為人工智能、數字醫藥、自動駕駛等技術領域的進步。未來的世界中生命將可以走出地球去探索其他星球來確保人類意識的傳遞和延續。他指出，為實現未來世界的愿景，應當調整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的模式，將以往教授重復單向講授的模式變為線上講授與線下討論相結合，這將提升老師和學生的教學體驗，而特斯拉未來也希望推動教育領域尤其是機器人編程方面的教學進步，彌補人才缺口。另外，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不容忽視，未來應對人工智能進行監管。他認為，中美兩國應建立互信，在至關重要的領域之外增添靈活性。作為商業企業，特斯拉非常重視保護隱私和保密，希望未來大家能相互信賴。

薛其坤認為，太陽能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續循環將是可能的、終極的顛覆性技術。在地球現有能源寥寥無幾的情況下，人類社會急需新的能源來保持目前的工業發展水平和高科技，因此基于太陽能的光電效用和太陽能的高效利用將作為重要的顛覆性技術為人類提供用之不竭的太陽能能源，推動實現可持續循環。自然界的基本規律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都是大道至簡，所以我們還是要回歸初心，從最基本的愛因斯坦質能方程出發，利用宇宙中最簡單的氫元素發展最清潔、最有效的、最長久的太陽能光電制氫技術。希望全球的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聯合起來，通過30-50年甚至100年的科技創新完成這一使命，保障地球美好的發展。這一顛覆性技術也將有助于中美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他也認同應對高等教育方式進行變革，將知識、產業、經濟發展以及人類福祉結合起來。要教育學生深刻理解自然社會及其基本規律，并將學到的知識用于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和美好生活的實現。企業創辦大學或許是未來趨勢之一。當然，在發展顛覆性技術的同時也應為技術劃定紅線以維護人類社會健康發展。

他指出，中美關系當前處于較低點，兩國間的科研和高校合作受到影響，但由于政治原因不進行科技合作是短視的。各國應該加強合作，運用科學技術認識、改造世界，從而增進人類福祉。盡管中美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有所不同，但應求同存異，保持科學、技術和產業合作以及學生間的交流，實現兩國利益最大化。

平臺經濟：促進共享發展

以“平臺經濟：促進共享發展”為主題的討論由三聯書店、三聯生活周刊副總編輯何奎主持。與會嘉賓分別為紐約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攜程集團首席執行官孫潔，經合組織發展中心主任、秘書長發展事務特別顧問佩茲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組織與戰略管理系教授劉學以及貝殼找房首席執行官彭永東。

邁克爾·斯賓塞教授提到，數字技術以及平臺技術作為有效的手段與工具，可以幫助實現經濟包容式增長。虛擬的平臺提供了傳播信息、技術，以及促進交易產生的機會，是非常重要的市場。中國的這種平臺的經濟及技術比其他地方都要領先，而且充滿了創新，并且構建了一個以數字技術為支撐，優秀的平臺經濟生態環境。其產生的影響很廣，包括對產品的使用等。在三線、四線的城市，因為網絡平臺經濟的發展，給更多的人帶來了機會。同時，數字平臺的引領作用也加速了發展，并提供了彈性空間應對遠程醫療、教育等問題。未來，我們需要關注數字技術的安全問題，小心使用和界定數據，避免其帶來的負面影響。

孫潔女士提到，“十四五”規劃中著重強調了加快數字經濟的發展，建設數字化中國。為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攜程也調整了自己的政策，深耕內容、產品和供應鏈。通過短視頻、直播等方式，幫許多省市的鄉縣復蘇旅游業，并通過質量的提升，打造高質量便捷的互聯網平臺系統，來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愉悅體驗。

佩茲尼先生認為，當前平臺經濟的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包括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數字鴻溝。相比中美兩國的領先優勢而言，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發展速度緩慢，疫情更是加劇了由于發展速度差異帶來的不平等。因此，平臺經濟的領先國家有義務縮小由于數字基礎設施造成的鴻溝，并允許其他領域的新資源加入平臺發展，同時國際社會可以通過援助的方式，促進欠發達地區國家的發展戰略跟全球發展的戰略和目標更好的契合。未來世界各國需要不斷實現現代化，同時慎重地對待自動化的問題，并為中小型企業提供產品和技術。此外，世界各國還需要一個基于國際系統的互動和合作，通過平臺的協作來應對全球性的挑戰。

劉學先生認為，平臺公司擁有非常強烈的排除競爭、追求壟斷地位，進而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作為平臺市場的管理者，平臺公司既是立法者又是執法者，制定平臺市場的游戲規則并保證這些規則能夠得以實施。此外，平臺還具有非常顯著的先動者優勢及非常強烈的網絡效應，率先突破臨界規模的平臺非常容易達到壟斷地位，甚至贏者通吃。因此，在平臺發展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價值的同時，我們需要意識到平臺也需要監管，包括保護競爭和保護平臺參與人的合法權益。

彭永東先生提出，對于許多行業而言，供給與需求導致服務者之間的沖突比較大。這種零和博弈造成行業的供給側之間沖突嚴重。因此對于企業、組織和行業來說，將零和博弈能力變成一個長期的博弈，是需要思考的問題。解決的方法可以包括：第一，推出服務者信用評價機制，改善消費者體驗，提高行業效率。第二，關注服務供給。通過服務供給帶來迭代和升級。第三，使用新技術，利用空間數字化提升消費者決策的效率。

賦能未來教育

以“賦能未來教育”為主題的討論由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童世駿主持。與會嘉賓分別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原校長劉遵義，德國國際合作機構全球董事會總裁托爾斯滕·舍弗·古貝爾，好未來教育集團執行總裁萬怡挺，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教授魏坤琳，智聯招聘首席執行官郭盛，VIPKID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米雯娟。

劉遵義表示，高速互聯網的發展就使得遠程的教育成為現實，而人工智能技術將會徹底地改變未來的教育。AI、機器人技術的發展使倫理教育、社會責任教育更加重要。記憶本身已經不再是學習過程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分析能力、大局觀、倫理感、社會責任感正變得更為重要。在線的課程可以通過小班研討或基于研究的課程來進行補充，這些課程可以是更加個性化的、更加有針對性的。但體育課程和戶外活動的前景可能還有待開發。

他指出，互聯網教育可以成為教育資源的均衡器，給大家帶來公平的機遇，讓沒有資源或者弱勢的群體也能通過互聯網獲得優勢的教育資源。政府也應當像郵政服務一樣給各地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讓所有的孩子獲得免費的iPad來下載課程和軟件。他還指出，教育的目標應轉變為最大程度地實現孩子的潛能。開放的、在線的課程可以減少基于性別和種族的明顯或者不明顯的歧視。同時，知識更新迭代速度加快，每個人都應當追求終身學習，政府也應當采取相應措施鼓勵終身學習，不斷提升個體就業能力。

爾斯滕·舍弗·古貝爾指出，新冠疫情同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教育危機，但危機同樣帶來的機會。

第一、我們需要未來教育，為未來就業做好準備。數字技術的進步從根本上改變了工作和所需的技能，政府、行業和學術界之間進行更加緊密的合作，以彌合人才供應和市場需求之間的鴻溝，并且合格的勞動力可以提高生產力和創新能力、刺激經濟增長。

第二、社會數字化轉型的成敗取決于未來教育。新的數字教學工具具有極大的潛力可以提高教育質量，但是經合組織最近的一篇論文顯示目前全球教育支出中只有3%用于技術，必須提高技術投入的占比。

第三、教育的未來決定我們是否可以避免氣候變化問題。接受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采用可持續發展教育的方法，讓青少年和兒童學習知識，并且塑造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可以為我們指明道路。萬怡挺分享了一線教育科技企業的觀察。在新冠疫情爆發時期，全球范圍內都進行著一場在線教育的被迫實驗，而疫情緩和后，在線的學習人數仍然維持在高水平，相比疫情前大幅度增加。

他指出，在線教育已成為趨勢，但核心仍然是教學和教研，教育的本質并沒有改變。他認為，固定時間、固定地點的線下集中式教育會長期存在。面對面的交流更有溫度，它同時注重于“教和育”中“育”的方面。在教育的環節中，一些更適合線上，一些更適合線下，它們可以進行無縫式的銜接。同時，技術可以為教育極大賦能，實現以學生為中心。

魏坤琳指出，由于大學教育的特殊性，線上教育并沒有取代線下的大學教育。人和人面對面的交流是價值非凡的，而且傳輸的信息更快、更有效率、更全。語言講的內容可能只占到所有信息的一半左右，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技術達到把信息傳輸率提高到讓在線教育和面對面交流同一水平的可能性并不大。

他指出，面對面教學中教師能夠對課堂狀態有更好的掌握，從而運用各種互動手段提升課堂效率。許多理工科大學的教學過程中不僅需要教師向學生的輸出，也需要學生的輸出。在語言教學，如英語教學中，面對面式的交流、交互效率是最高的，即使是設計非常好的英語動畫也難以達到這一水平。

他進一步指出，根據一些社會實驗的數據，由于個人教育觀念不同，僅僅采用線上教育，給孩子塞個小屏幕，很可能會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沉溺游戲、互聯網。電子化與信息化有可能加大農村和城市間的鴻溝。他總結到，在擴大公平性的同時還要顧及正確的方法，有組織的教育是不可替代的。

郭盛從求職招聘的角度去看教育內容的改變。第一，今年98%的企業招聘提前，但求職者認為求職難度較去年提升。這首先是因為平均學歷升高，出現了結構性不匹配；其次是因為細分職位的供需矛盾。第二，出現了學歷貶值、技能增值的情況。如外賣小哥中有20%的人擁有本科以上的學歷，且許多職位已經不對學歷有非常強的要求，而對專門領域的技能有需求。有特殊技能的人在市場中有較強的地位，證書教育的需求大量提升，且增速快于對學歷教育的需求。第三，職業教育出現專業化和在線化的特征。由于專業性的需求強而交互的需求弱，線上教育可能更適合職業教育而非基礎教育。第四，職業教育、職業培訓還存在一些問題，培訓的結果不太理想，結課率低，價格高。

米雯娟指出，在全球疫情下，在線教育起到了連接中國和世界的作用，也幫助孩子們有了他們的第一節外教課，讓他們有更多夢想。在線教育成為傳統線下教育非常好的補充。線上教育突破物理空間的局限，讓老師匹配到適合的學生。線上教育同樣極大地降低了時間和交通的成本，減輕了家長的負擔。線上教育開放性、普惠性和個性化的特點能幫助學生更好地成長。

新技術革命與城市化

以“新技術革命與城市化”為主題的討論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王微主持。與會嘉賓分別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部長級）王安順，必和必拓集團首席執行官韓慕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鄧郁松，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麥肯錫公司全球資深董事、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院長華強森和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院長潘教峰。

王安順指出，城市化是全球發展的重要趨勢和國際社會長期關注的熱點問題。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化發端于技術革命，自工業革命以來，歷次技術革命都極大推動了新興產業的發展、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資源要素更快地向城市集聚，使各國和全球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當前，以物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一輪數字技術革命催生了一系列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數據成為新的發展要素，對全球經濟社會和城市化發展產生深刻影響。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接近60%，正處在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需要深入探討和研究新一輪技術革命對中國的城市化前景的影響。

韓慕睿認為，新一輪的城鎮化會創造巨大且嶄新的機遇。到205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預計達到80%。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新興產業應運而生，對研發、設計和管理等方面的高技能專業人才的需求將會大幅攀升，就業崗位也會隨之增加。

中國下一階段的增長歷程將伴隨更低的環境足跡。綠色可持續發展將成為新常態；電氣化浪潮蓄勢待發；能源結構也將從煤炭主導向低碳能源轉型。然而，興建城市基礎設施和可再生能源系統仍然需要資源產品。因此，既要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又要保護生態環境絕非易事。中國有能力二者兼得。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一路走來成績斐然。中國的經驗表明，深思熟慮、縝密嚴謹的規劃設計、激勵措施以及政策制定可以確保城鎮化進程惠及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各個群體都將從中受益。中國的城市化需要更為完善的支撐架構和更具韌性的供應鏈體系，以便能夠抵御新冠疫情等突發事件的沖擊。未來，中國必將迎來更多的機遇。

鄧郁松認為，產業的興衰帶來了城市的興衰演變。2010年前后以數字化為主導、智能化為指向、綠色化為引領、融合化為趨勢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方興未艾，催生了一系列新產業、新業態，對各國經濟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城市的空間形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大城市、核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影響力顯著提升。利用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成果，城市的治理能力也在不斷地提升。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加速地向智能、包容、綠色轉型。但是，新一輪技術革命也帶來了就業結構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一些傳統的行業受到技術革命較大的沖擊。此外，數字鴻溝也是必須正視的挑戰。

中國需要更好地利用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成果，推進城市化進程和城市化高質量的發展。目前國家已經制定了19+2城市群發展的格局，隨著各項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以都市圈、城市群為主體的城市空間格局將會日益優化，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將顯著增強。未來30年，中國會出現更具影響力的全球城市和世界級城市群。

在這一過程中，需注意四個戰略重點。一是要通過產業升級周期帶動形成新的城市發展周期，要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機遇，提升城市的創新能力和產業支撐能力。二是要充分利用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成果，完善城市的治理體系，從關注傳統的“硬”基礎設施轉向強調教育和文化等“軟”基礎設施，為可持續的創新資源培育基礎。三是要更加重視優化與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的城市空間布局。四是要重視推進有利于技術革命推進和高質量城市化的體制機制改革。

徐林認為城市化會帶來產業結構升級、社會治理和綠色低碳三大挑戰。解決這些挑戰的出路主要來自于技術創新。首先，技術創新催生出附加值更高的產業，支撐城市化不斷發展。其次，以信息技術、智能技術和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推動了智慧城市的發展，使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更加高效、精準。最后，中國超過90%的碳排放都來自城市。未來解決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挑戰，最根本的出路來自技術創新。

華強森認為，中國在城市技術發展方面有領先全球幾千年的歷史。在現代社會，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互聯網為代表的科技可以幫助城市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人工智能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是前幾次產業革命的3-4倍，使生活質量改善10%-30%，使環境質量不斷提升。此外，數字技術使得資產使用效率提升，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從集中式供給向分散式供給轉變。

潘教峰認為，創新是促進技術革命、產業變遷和城市化的力量。創新會對未來城市的特征、形態和方向帶來深刻影響，表現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能源技術、制造技術、生物技術、環境技術深入融合，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深刻改變產業形態、生產方式，促進新工業革命。其次，新一代信息技術、新生物技術促進相互分離的人機物三元世界的交互、融合，推動形成人機物三元融合社會。第三，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改變資源配置方式、生產組織方式和價值創造方式，創新研發、設計、制造、管理模式，促進創新組織模式變革。只有洞察創新在推動城市化發展中的作用，才能看清新的城市化的發展方向和路徑。

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

以“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題地位”為主題的討論由國務院參事、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主持。與會嘉賓分別為科大訊飛總裁吳曉如，克諾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嚴睿思（Jan Mrosik），中車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王軍，瓦克化學總裁、首席執行官施拓知（Rudolf Staudigl），寧夏寶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寧夏燕寶慈善基金會理事長黨彥寶。

吳曉如表示，總體來講，中國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率約為10%，相比于西方的40%來講較低。對于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率的方式，他有三點建議：第一，企業創新積極性需要被大幅度提升，避免企業把大量的精力和資金花在營銷渠道上。第二，整個科技成果轉化要設置更好市場導向的課題，要將成果從企業通道轉換成最后的生產力。第三，科技成果轉化有困難，需要懂得市場也懂得技術的復合型人才。接著，吳曉如談到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方式。其中主要有3點要素：第一，充足的研發資金，企業需要有更大意愿將資金投入到研發，而不是投入到市場競爭。國家的研發投入很重要，可以鼓勵企業參與，讓企業獨立或和科研院所共同承擔一些課題，從而確定成果市場導向的原則。第二，人才層面，建立雙向人才流動機制，增加既懂市場又懂技術的人；引導更多對成果轉化有促進作用的人才進入到企業里面去。第三，成果轉換建立“你情我愿”的機制，大學愿意把成果交給企業去轉化，企業有收益時進一步支持大學的科研活動。

吳曉如還強調，國家引導上述三點要素向企業為主體的創新主體集聚需要關注以下幾方面：首先，要更好的為整個科研成果保駕護航，進一步提升侵害知識產權的成本，降低維權成本。其次，幫助企業參與到國家的創新規劃中，創新規劃中既有學術技術導向的成分，也有市場導向的成分。把企業未來的發展和國家大的創新體系的發展更好的融合起來，使企業可以更好的承接未來科技成果轉化的結果，創新便成了很好的閉環。企業在國家層面參加規劃，使得科研轉化的成功率更高。再次，財稅與法律的支持很重要，可以提升企業的意愿，提升科研創新的動力。最后他提到了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堵點包括政策因素不明朗、教授們不清楚與企業合作進行成果轉化的利益與政策風險等。

嚴睿思表示技術創新是公司取得成功和未來發展的關鍵，其創新關注于安全性、節能。其企業在中國本地成功地進行創新活動有三點重要的因素：第一是持續保持生產和技術的高度本地化，中國會緊緊抓住全球化的趨勢和機會，例如高鐵的發展便是一項卓越且快速增長的歷程。第二個因素是要讓在中國的業務擁有全球創新戰略。利用在全球各地建立的研發中心，相互連通，順應全球大趨勢，共同合作，提供解決方案。同時，創新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政策的支持、法規的支持，包括監管法規、人才基礎、產業鏈、價值鏈來滿足市場的需求。第三個因素是與國企的長期合作，與國有企業合資的企業在近幾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業績，規模不斷擴大。企業希望不光是在中國投資，在技術和創新方面都可以與中方進行合作。希望可以為中國生產，為中國研發，被視為真正的當地化的合作伙伴，為中國的經濟和行業的發展提供助益。

王軍表示，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創新發展的關鍵離不開四個主要的關鍵因素。一是堅持服務國家戰略，通過有效規模和開放合作，不斷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實現裝備現代化。二是構建開放協同一體化的創新體系，堅持市場化，聯合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及用戶，形成中國軌道優勢產業鏈。三是布局全球創新資源，加強與創新資源優勢地區的合作，建立起全球性的創新生態。四是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基于產業發展和研發需求，同步部署技術鏈、供應鏈和產業鏈，保證關鍵技術的自主可控。

王軍強調，企業在創新主體的地位與四個要點有密切聯系。首先，強化市場與創新的協同互動，創新要以市場為導向，實現市場反哺企業創新。其次，要進一步完善有利于成果轉化的創新體制機制，明確企業高校和研發機構的分工與合作，發揮不同創新主體的比較優勢，快速提升科技創新的效率和質量。第三，建立新型研發機構，探索新型的創新模式，盤活創新資源，提升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第四，加強人才隊伍的建設，在加大企業引進領軍人才的同時，注重培養跨領域人才，讓人才引得來，用得好，留得住。

施拓知分享了企業在中國和全球的服務經驗，介紹了如何在實現成功運營的同時，用創新產品滿足現代社會的需求，強化企業科技創新的主體地位。他強調，長時間持續創新、從市場當中獲取信息，都是創新的重要因素。通過成立自己的研究機構，與大學密切并長時間合作，并在中國發展的經驗中轉變自己的創新模式，對新型產品、服務保持開放態度，保證有足夠的激勵機制支持科研人員創新產品。與此同時，施拓知指出現階段需要用可持續發展的行動去逐步替代以前使用資源過度浪費的方式。因此，大量的研發、創新上的努力和全球各國的有效合作將會推動實現可持續發展，減少對資源的浪費。

黨彥寶表示，在西部地區，科技的創新引領是企業發展的第一動力。公司的面對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時，加快推進科技的創新、技術的升級、產業的轉型綠色發展，同時也可以為鄉村振興做出貢獻。具體來講，第一，企業可以用科技的創新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提升新材料產業的發展，保障國家的能源安全。第二，用科技創新加速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進程，力爭率先實現企業的碳中和，同時得以對西部干旱帶荒漠化的土地進行大規模的生態治理。第三，企業可以用科技實現智慧工廠，賦能行業高質量發展。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工業的自動化、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促進鄉村經濟轉型升級，帶動當地的農民增收致富，助力鄉村全面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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