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十四五”規劃大幅提高科研投入的目標，明確科技自主路線；為應對中國挑戰，美國政府可能推出冷戰以來最有力的產業政策，確保在關鍵技術上的領導實力，也試圖擺脫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

一場“決斗”已經展開，勝敗如何關系重大。

新科技生態下 中國力圖超越美國

肖先生是中國一家主要互聯網云技術公司的物聯網（IoT）技術科學家。在他看來，美國技術和美國企業主宰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是明日黃花。

“云、手機和4G是1848年美國淘金時代的鍬和牛仔褲，是工具。”肖先生（化名）在接受美國媒體電話采訪時說：“這個戰場，淘金也掏完了，淘金的工具也淘完了，戰場已經結束。”

這位要求匿名的無線通訊技術科學家說，信息通訊技術下一個“淘金潮”將是物聯網的時代，而中國將成為萬物互聯時代的科技主宰。

“從移動互聯網的手機、云和4G，到現在需要邊緣計算和設備，這五個東西將成為未來五到十年爭奪的戰場，下面十年的淘金時代的基礎設施是這五個基礎……在這個五個技術的象限里面，中國的生態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完整。”

肖先生所在的云計算+物聯網行業將成為中國科技實力、甚至是國家整體經濟動能的新增引擎。中國政府最近在“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將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定為“七大數字經濟重點產業”。

“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到2025年，中國的“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從2020年的7.8%提升至10%，“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要超過 17%。

中國在2020年11月公布的對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的指導建議中，立下了在2035年“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目標，并表示要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等前沿領域。

戰略目標顯然是引導中國科技政策的重要指向。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科技與國防政策研究員科隆·科欽（Klon Kitchen）說：“中國正確地認識到，要在全球范圍內有效地保護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它需要成為幾個新興技術產業的領導者、甚至是唯一的領導者……如果中國想樹立他們尋求的那種國際影響力、并利用這種影響力，在這些行業中的領導地位將是必不可少的。”

美國重提產業政策

面對中國試圖成為世界科技霸主的雄心，一向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可能拿出冷戰后少見的政府引導措施。

長久以來，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一詞在美國的決策環境中并不受歡迎。以政府力量干預資源配置被視為對自由市場的不正當干預，將公共經費投入科研也屬于這一范疇。

根據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CFR）的分析，美國政府一般只會在應對危機和外部威脅時實行某些產業政策，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二戰時期的工業動員、以及冷戰時期的美蘇太空競爭。

美國國際戰略咨詢與商業發展公司馬丁—克倫普頓集團（Martin+Crumpton Group）戰略情報部門執行總監瑞瓦·古戎（Reva Goujon）認為，在中國繼續推行加速研發投資的政策、試圖超越美國的同時，美國如何以產業政策應對是更值得外界關注的決策轉折點。

古戎說：“中國為其戰略技術目標砸下重金，這自然地催化美國提高研發支出、加強投資篩選、提供稅收抵免和其他激勵措施以促進美國技術制造和創新。”

她說：“更重要的是，我們在美國看到，一種轉變正在浮出水面——立法者和企業都在適應產業政策和‘大政府’的新時代，他們越來越認識到，在大國競爭的大環境下，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不足以保護國家安全利益。”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后，2月24日簽署行政命令，指定聯邦政府部門對全球供應鏈和美國在關鍵行業的潛在弱項進行百日評估，其中包括半導體產業中的制造和先進封裝供應鏈、用于電動汽車等產品的高容量電池產業供應鏈、包括稀土在內的關鍵礦物和戰略材料供應鏈、以及與制藥和活性藥物成分有關的供應鏈。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最近也表示，在這些領域上的競爭要求“美國進行循序漸進、大膽的公共投資，使我們保持領先地位”。

與此同時，美國國會的跨黨派議員領袖也宣布正在合作起草立法，為在關鍵產業中打贏中國提供上千億美元的資金。

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今年1月對中國“十四五”計劃目標的分析中說，中國為了發展規劃中優先的戰略技術，正在優先努力通過尚未受到限制的國際途徑獲得外國技術，例如在開放技術和基礎研究方面建立伙伴關系，在海外建立研發中心，以及通過人才招攬計劃吸引外國專家到中國工作。

這份分析報告建議，美國需要考慮是否應加強出口管制、以及如何通過貿易政策確保供應鏈安全，并與盟友和伙伴展開技術合作。

拜登政府的政策包括著重于向其他國家提供中國技術（例如華為的5G通信網絡）的替代方案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科欽表示：“‘產業政策’這個詞充滿了某種政治分量。”

科欽認為美國并不會像其他國家那樣以舉國之力對經濟進行大規模干預。但他表示：“在國家安全利益制約下的合理的貿易政策和連貫的經濟政策，美國絕對會去利用，而且可以利用。”

戰略情報問題專家古戎強調，美國目前并未對如何運用產業政策達成一致。

她說：“政界人士普遍認為有必要更有效地與中國競爭，但在策略上不太統一。例如，在什么情況下，出口限制和學術交流限制會對美國的創新文化、市場競爭力和人才吸引力產生反作用？即便是重新制定特朗普時代的規則，讓限制不那么集中在一般的消費者應用產品上，而更多地集中在最終用途和最終用戶篩選上，這也需要時間。”

基礎研究 中美仍有差距

有分析認為，盡管中國在新型武器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取得矚目的成就，但清楚地認識到到自己在“卡脖子”關鍵技術領域的科學基礎受制于美國。

為了真正實現科技實力的“自立自強”，中國政府在“十四五”規劃中，把基礎研究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7%以上、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研發經費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

不過，即便中國計劃在基礎研究領域連年加碼投資，但整體投入水平與美國仍有不小的差距。

中國官員說，2020年中國基礎研發投入在總研發經費的比重是6.16%，約為1504億元（約合231億美元），并推算這個數字到2025年可以達到2800億元（約合430億美元）。

相比之下，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20年的一份報告，美國2018年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為970億美元，約占美國研發總支出的17%。

不過，美國政府對科技研發的投入占GDP比重多年來停滯不前，這引起國內科技政策分析人士的長期詬病。

戰略情報專家古戎說：“中國增加研發投資的意圖與美中爭奪技術主導地位的斗爭緊密相連。盡管美國的研發支出總額早已超過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但自1995年以來，中國的研發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呈陡峭曲線上升，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卻在下降并停滯。”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統計，2017年，聯邦政府的研發投資占美國GDP的0.6%，而私營部門的研發投資占當年美國GDP的2%。

中國市場吸引力與技術脫鉤

中國的科技環境對美國的科技界從業者仍有很大的吸引力。科技媒體Protocol 3月15日發布的對美國科技行業從業人員的調查結果顯示，60%的受訪者支持與中國科技公司進行更緊密的合作。

不過，美中科技供應鏈彼此脫鉤似乎已經勢在必行。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領導的“中國戰略組”（China Strategy Group）去年秋季發布的一份評估報告說，回歸到特朗普政府之前的那種美中關系“現狀” 不能也不應該成為美國的政策目標。

報告說，美中兩國的內在趨勢必然會導致某種程度的技術產業分離，雖然這一過程可能充滿緊張和混亂，但從長遠來看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科欽說，鑒于中國的軍民融合路線、以及中國政府與其工業之間的關系，美國已經意識到，如果供應鏈通過中國，“將面臨供應鏈中斷風險”。

他說：“美國的目標是減輕不可接受的風險，同時盡量保持（與中國的）合作。還有待觀察的是，有多少合作是可能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將由中方決定，以及它選擇如何采取行動。”

中國和美國正競相確保自己的供應鏈安全，并減少對彼此的依賴，這是40年經濟一體化的逆轉

不過，在中國云技術公司科學家肖先生看來，在他的行業，外國企業在未來幾乎不可能再打入中國市場。

他說：“（中國的）客戶多，需求、消費者多……從業者也多，中國的從業人員已經掌握了相關的技術。”

“未來不是外國很難打進來中國，而是中國會成為世界科技的中心，要反向滲透到歐洲和美國。因為生態在中國，美國和歐洲沒有任何可以和中國競爭的機會。”
編輯：l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