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總統氣候特使約翰·克里訪華，雙方發表《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當地時間4月22-23日，美國主辦的領導人氣候峰會以視頻形式展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出席峰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習主席表示，中方歡迎美方重返多邊氣候治理進程。中國承諾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遠遠短于發達國家所用時間，需要中方付出艱苦努力。

全球氣候峰會能否開啟中美合作新“氣候”？中國的“30·60”碳計劃會如何展開？對此，觀察者網采訪了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原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中心副主任鄒驥。

觀察者網：近日，《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的發表和美國主辦的領導人氣候峰會，此番舉動的意義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各國之間的氣候合作？

鄒驥：這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理解，首先是氣候問題本身，其次放在全球的技術保護進程、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最后是從全球地緣政治、逆全球化的大背景看。

先講氣候治理本身。美國作為第一大經濟體，第二大排放國，由于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退群”退了好幾年，某種意義上削弱了全球氣候進程，對全球氣候治理造成了打擊。

現在，拜登政府決定重回《巴黎氣候協定》，這是一個積極因素。他在剛上任三個月的時間，主動召開全球氣候峰會，邀請40個國家的國家元首，這樣主動采取行動，對提高全球氣候治理勢頭、增強信心有很大好處。

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是由中美聯手在關鍵推動和領導作用下締結而成的，現在美國重新回來，帶頭作用還是很顯著的。

另外，氣候峰會也有很具體的議程，把40個主要國家經濟體（基本和G20集團成員很接近）重新聚在一起，合作和探討氣候問題。這個過程是一個多邊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對沖了特朗普時期的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政策，也是美國推動多邊進程所做的努力。

在中美關系的意義上，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中美關系經過特朗普時期破壞性的制裁施壓，可以說到了歷史的低點。拜登上任以后，我們也沒有看到特別顯著的改善信號和行動，特別是安克雷奇會談后，中美關系就更加復雜了。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也在邊觀察邊探索，看看中美在當前的雙邊關系下是否能達成合作。外界都說氣候可能是一個合作點，那么此次克里訪華、習主席答應參加領導人氣候峰會就是檢驗的機會。

氣候問題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緩解緊張的中美關系，能夠為穩定中美關系做多大貢獻，現在還有待觀察，推進雙方合作對中美關系肯定是一件好事。當然，氣候合作本身就有很多不確定性，會有共識與分歧，對雙方的政治家、官員、專家都是一種考驗。

現在大家也在討論，是否能把氣候問題與其他雙邊問題分離開，比如與中美的貿易爭端、科技戰、人權、主權、安全問題分開。

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在發展中產生的問題，也需要在發展中得到解決。這必然要涉及到投資、經貿、市場競爭，比如太陽能光伏的跨國貿易，技術層面的全球共享、轉讓等，在政治、經貿、國家競爭力的層面，最終還是會有聯系。

我的結論是從技術層面上，或許短時間內可以分開，但從戰略層面和更長期的時間看，兩者并不能分開。任何合作都得有基本的合作信任，如果政治信任水平太低，合作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和挑戰。

就中美關系而言，我認為可以由淺入深、一步一步地走，先放置爭議，求同存異，慢慢去建立合作的基礎。

第三個意義是從更大層面的國際地緣政治以及國家戰略格局上來說，從這個角度看，氣候變化問題是全球的問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氣候問題的合作和聯系會以一種嶄新的國際治理模式展開，既有現存的主權分離，又有超越主權的合作，因此全球治理思維和模式都有待進一步的創新。

其中，數據的共享、技術的分享、全球的政策協調，勢必基于現有的主權國家和地緣政治基礎，同時又需要超主權的聯合行動和共享，這種模式在實踐中如何落實和推進，也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來推進。

觀察者網：拜登此次主導的領導人氣候峰會，中國和俄羅斯均受邀參加，各國的態度是什么？這次峰會有望達成哪些意向？

鄒驥：美國主導氣候峰會有其歷史淵源，當年美國主導了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論壇（MEF），此次領導人氣候峰會，奧巴馬和小布什任內都有舉辦，拜登實際上也在恢復這個論壇，中國每年也會參加部長級的會議。這次峰會上升為國家元首級，規格比較高，大部分國家的表態都是接受邀請，愿意參加。

這次峰會是以視頻形式，我覺得大概率美國會宣布其最新的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近年來，民主黨的智庫和美國的相關大學也在持續研究和醞釀。

美國需要對本世紀中葉的碳中和戰略、路徑、目標有一個交代。拜登在開幕式發言中宣布，美國到2030年，二氧化碳氣體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50%到52%，到2050年實現零排放目標。

中國的目標，已經在去年的9月22日、12月12日宣布了。我們的“30·60碳目標”（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根據國情，獨立自主地制定了目標和一系列方案。

另一個可能的意向是，在年底的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 COP26會議上，針對《巴黎氣候協定》實施細則里的第6條問題，推進加速談判，可能會提及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在技術、資金、建設能力方面的支持，敦促發達國家落實援助義務。

觀察者網：針對氣候議題和氣候峰會，外界討論也比較多，有一種看法認為氣候問題會成為緩解當前全球緊張局勢的一個好的切入口。另一種觀點說，美國正在搶奪氣候協定的主導權，想加大對發展中排放大國的施壓和約束，而且將氣候議題打造為對華長期戰略競爭的工具，您如何看待？

鄒驥：氣候議題的影響力有多大，取決于最終的效果。就目前情況來說，氣候合作是一個積極因素，但最后能不能緩和中美關系，我不抱很高的期望。

如今，美國兩黨形成共識，甚至于全社會形成了某種政治正確，遏制中國、反華勢力在社會輿論和政治進程中占了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熊貓、乒乓球、氣候都沒有顯著的政治意愿和政治力量，緩和中美關系的力量會很弱。

中美關系基本的決定因素不在氣候外交，氣候問題頂多帶來一些積極合作、接觸溝通的氣氛，所以我覺得不宜過度解讀。

不管怎么說，氣候變化是需要應對的，需要全球聯合推進合作。中國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生態文明、戰略布局、社會理想和理念出發，求同存異，顧全大局，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去合作。

至于是否會出現爭奪氣候主導權，我想美國的一些政治家肯定有這種動機，但是氣候主導權不僅僅取決于開幾個峰會，搞幾個外交行動，而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戰略、國家目標、實現路徑、政策金融技術措施等等，才是主導權的根本。

氣候外交里邊也是弱國無外交。氣候主導權的決定因素取決于國家實力，所以中國要加速在國內切切實實的落實碳中和、綠色低碳的行動，牢牢掌握綠色低碳的核心競爭力。

當然，美國很有可能會加大對發展中排放大國的施壓和約束，這是美國的“傳統藝能”了。所以如果美國加壓力、提要求，我不會感到吃驚。氣候問題的談判博弈會長期持續下去，但不影響各方求同存異，達成合作共識，《巴黎氣候協定》的締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美國是否會將氣候問題打造成對華長期戰略競爭的工具？我覺得中美未來的競爭將是全方位的，從國際的政治價值觀、國際秩序、意識形態、輿論，到經貿、科技、網絡都會有，當然在氣候領域也會出現一些競爭關系。我認為競爭和合作會并存，而且慢慢地會成為常態。

從經濟學角度看，如果競爭的結果是提高了質量，降低了成本，低碳能力都有所提高，那競爭不算壞事，關鍵是競爭要有序、公平、健康。在此方面，中國應該更有信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有一定的優勢，挑戰與機遇共存。

觀察者網：確實，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有自己的競爭力，包括您之前介紹的，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電動車等低碳領域領先于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專利里面，有三分之一屬于中國，那么請問中國在氣候應對上，有哪些行動和成就？

鄒驥：目前，中國已經達到了5億千瓦左右的風能、太陽能發電總裝機，習主席在12月12日的講話中提出，2030年中國要實現12億千瓦的裝機，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我們判斷大家能夠超額完成目標，甚至于裝機到15億也有可能。

中國的裝機不是紙面上的目標，而是有堅定的技術支持，包括成本的下降、技術的成熟，比如光伏太陽能的成本在過去幾年里下降了90%，巨額的下降表明了技術的飛速發展，成本越來越低也就能夠得到普遍的商業利用。

中國還有一個獨特的成功條件，就是我們有龐大的市場規模和需求。我們的12億千瓦在別的國家看來，簡直都是天文數字，但在中國就能做。

可再生能源有集中式和分布式，中國都有合適的地區，我們的三北地區，東北、華北和西北，從內蒙到陜北、甘肅、寧夏、青海、新疆這一線，中國的國土面積足夠支撐。

我們的戈壁灘、沙漠、草原、荒漠這些地方正好可以鋪光伏板，這是中國得天獨厚的條件。特高壓直流輸電技術，正好用來西電東送，送到沿海地區。

最近，我們在內蒙、青海在做項目的調研考察時，商業的示范片區已經拔地而起了。去年9月，青海到河南的特高壓直流輸電已經開通了，技術、資金、施工都已經落地在做了。

內蒙古也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打算在“十四五”期間弄出1億千瓦，沙漠蓋上太陽能板，還可以防沙塵暴，太陽能板底下種草，羊在里邊吃草發展畜牧業，我們管這叫“光伏羊”。

中國正處在能源革命巨變的前夜，包括海上風能，在青島、廣東、舟山都能看到發電機已經拔地而起，呈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樣貌。

中國的可再生能源在未來的5年到10年里，會有井噴式的發展。非化石能源的占比會大大的提高，現在的目標到2025年占比20%，到2030年是25%，我相信很有可能是超額完成任務。

到時候，我們的能源版圖就會發生巨變，電力結構、能源結構、電力系統都會更新升級。我們叫“源網荷儲一體化”，也就是電源、電網、負荷、儲能這個嶄新的系統就會建成。

觀察者網：未來，電力市場和碳市場也會進行鏈接和融合。請問電力市場和碳市場融合的必要性有哪些？會產生哪些影響？

鄒驥：今年全國碳市場啟動，主要在電力部門做。如果把碳作為一個專門的市場，它和電力市場之間聯系在經濟學叫做局部均衡或市場關聯。打個比方，比如汽車市場和石油市場是有聯系的，如果油價上漲，可能對車的使用產生影響，也會影響汽車市場需求。

回到碳市場和電力市場，碳是一種商品，電力也是一種商品，理論上這兩種商品之間有關聯，在電力市場，使用比如270克煤炭可以發一度電，排放對應數量的二氧化碳。煤炭和電力兩種商品的關聯性是很強的，體現在碳價上，過去的碳價只有單純的煤炭開采加工的成本，但之后會限制碳排放，相應也會提高一度電的成本。

中國的電力市場有其特殊性，我們的電價受到國家管制，電力企業沒有權利按照市場的需求調整電價。那么，隨著對碳排放的嚴格控制，電力企業的成本就會上升，盈利空間會逐漸變小，投入品價格浮動，會帶來發電企業和電網盈利空間的變化。

觀察者網：我們在“碳中和”和“碳達峰”的道路上，能源、交通、建筑、工業、農業會如何轉型？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

鄒驥：這塊的內容非常多，我簡單概括一些。能源的轉型是深度低碳化，也就是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

目前我們的能源結構中，化石能源占比80%多，非化石能源到2020年，也就剛超過15%。化石能源主要來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氣，煤炭又占到其中的57%。未來的20到30年，要讓非化石能源占比超過70%，我們會加大二次能源、清潔能源的建設。

交通方面，未來我們的交通工具都會電動化，包括火車、公共汽車的電動化，逐漸減少燃油使用的比例。公共交通會增加客運和貨運的量，比如鐵路貨運和客運。

建筑方面我們依然有節能的潛力，對于大部分新建設的建筑，我們在推廣節能率，從過去60%的節能率要求，將來要達到80%節能率的要求。（觀察者網注：節能率是指相對80年代的建筑我們實際使用的比例，80%節能率相當于我們相比80年的能耗為其20%）。

并且，現在還有一種新型的建筑，我們叫“光儲直流”，光儲直流主要是將新建的建筑和光伏安裝結合起來，它的屋頂的立面都是光伏，既發揮了建筑的功能，又是一個小的虛擬電廠，通過互聯網和智能化將其連成電網，可以非常高效地使用這些電能，這是方興未艾的技術，在未來幾年會得到迅速的發展。

工業里面有幾個比較重要的變革，一個是煉鋼變成短流程，目前煉鋼方式是先用焦炭將鐵礦石（成分是氧化鐵）還原成鐵，然后再精煉成鋼。那么，將來會逐步地把直接煉鐵的部分減少，回收廢鐵或者廢鋼直接去電爐煉鋼，這樣消耗的能源只是電能。

因為鋼鐵生產的過程中，大量的碳排放是發生在煉鐵環節，現在避開煉鐵環節，將會大大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此外，我們的工業在技術和裝備都還有改進的潛力。

工業生產還可以綠色賦能，比如過去用的是煤電，將來可以用綠電也就是光伏、風電等清潔能源，讓間接排放也下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術，我們過去冶金煉鋼都是用碳做還原劑，這會導致排放很多二氧化碳，將來用氫還原鋼，也可以大大降低碳排放的程度。另外，水泥生產會有更多的“低碳水泥”和“零碳水泥”技術推廣應用。

農業方面主要是控制甲烷，通過控制化肥的生產和使用過程來提高化肥的使用效率。另外增加農業碳匯、森林碳匯、草原碳匯并優化土地的利用。總的來說，各行各業都能有綠色低碳的技術工藝和生產方式。

觀察者網：在這個過程中會面對哪些風險和挑戰？

鄒驥：肯定會有風險挑戰，比如說現有的基礎設施、生產線是高碳的，需要一定時間的轉換。在轉換過程中，有可能帶來現有的資產沉沒問題，工人下崗失業問題，財政、收入轉型和現金流改變的問題，可能會出現金融風險，可能還會面臨新技術研發和應用的風險。

但是，這些風險都可以控制，我們也需要事先有應對這些風險的系統性措施。

觀察者網：前段時間，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發布了一個《中國2060年前碳中和研究報告》，報告認為我們在2028年會實現碳達峰，請問您怎么看？

鄒驥：我們能源基金會也有一個分析，比他們還要樂觀。我們判斷大概在2025年就可以達峰，我們對2010年到2018年這8年的全國省級數據，做了徹底的梳理分析，得到的判斷就是，目前占中國排放量43%的13個省市已經達峰，占現有排放量37%的10個省市已經進入平臺期，即將達峰，估計再給它們5年的時間，也就是到2025年，應該有把握達峰的。

這兩個加起來占到今天中國排放量的80%，如果一個經濟體的80%的排放量都已經達成，基本上總體也就達峰了。還有20%的排放量，主要來自一些能源大省，像內蒙、新疆、寧夏這些地方，它們排放量還在增長，但是增長的潛力也已經很有限了。

此外，根據我們現在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的變化的情況和趨勢，加上我們收入水平、人口的變化情況，我們做了一個Kaya公式（Kaya公式：排放=人口 x 人均GDP x 單位GDP 能源消耗量 x 單位能耗排放量），結論也認為大概率在2025年就實現碳達峰。

觀察者網：我國實現碳達峰的減排階段劃分、快慢節奏、綜合成本是怎么樣的？

鄒驥：我認為碳達峰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必然的階段，區別在于達峰來得早還是晚，達峰水平高還是低，達峰以后進入下行通道是快還是慢。這在經濟學叫庫茲涅茨曲線，就是碳排放量整體上是一個倒U型的曲線。

庫斯涅茨曲線。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總的來說，發達國家一般在人均GDP在2萬到2萬5左右達峰，美國碳達峰時，人均碳排放20噸，歐盟和日本人均十幾噸，中國的預期是達峰時人均排放在7-8噸左右，到時候，人均GDP的水平對應在一萬四到一萬五之間，這是我們當時的模擬。

目前，中國人均GDP剛1萬出頭，按照每年5%-6%的增長率，到“十四五”末年也就是2025年，中國的人均GDP應該大體上達到一萬五的水平。

所以，在可行性、經濟性、戰略性上，碳達峰都是必然的，如果政策推動到位，這個進程應該是如期到來，會比發達國家做得更好、來得更早、峰值更低。

分階段減排大概是這個過程。在我們經濟發展的早期，特別是在本世紀前十年，人均排放量極速上升，接下來進入平臺期，就像剛才我說到的13個省市，他們在2010年的時候就已經進入

了平臺期，排放量基本持平，在一定的峰值水平上震蕩。

過去8-9年的時間處于平臺期，這個平臺期大概延續到2025年，平臺期的排放基本不會有大的增長了，碳達峰也就是2025年，之后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排放量會緩緩下降，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加速下降的狀態。我們判斷2030年之后，排放的下降速度會有所提高，大概在2030年到2060年，會進入加速下降的階段，這樣就能達到碳中和了。

就整個碳中和的綜合成本來說，大概會占到GDP的2%-3%，隨著碳中和的推進，未來的投入成本可能會逐漸增加，應用的技術也會越來越昂貴。但與此同時，未來GDP也會越來越高，我們過去花不起的錢，未來也就花得起了。

編輯：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