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被用來殘害人類，或者讓人類自相殘殺，你還會認可并支持這個技術嗎？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那么，一種友善的、建設性的的技術，到底怎么得來呢？

要建構如同圣杯一樣，給予生命而不是奪取生命、促進發展而不是最終壓迫人類的“新技術體系”，著實是很復雜的一件事。只需要看一下《技術倫理學手冊》的厚度，就足以令一個普通人敬而遠之了。

學者艾斯勒在《圣杯與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未來》一書中，將技術分為“圣杯”的技術與“劍”的技術，前者是以合作謀求維持和改善生活的技術，后者是實施支配、毀滅和統治的暴力技術。

在《ICT的圣杯》這一系列中，我們將一起去探尋代表著給予、聯結和愛的技術方向。

ICT：舉起未來的圣杯

或許你會疑惑，為什么ICT[Information（信息），Communication（通信），Technology（技術），簡稱ICT]，應該成為一種圣杯技術？基礎科學才是文明基石好不好？

一是ICT技術在今天，已經深入到了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人類生存發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以此次俄烏戰爭為例，它就是一場建立在信息通信技術之上的現代戰爭，雙方交戰情況幾乎24小時在向全球（以及敵方）直播，你說ICT技術走向毀滅還是合作，重不重要？

另一個原因，則是ICT的社會性更強，幾乎每個人都在接觸和使用它，普通人也可能夠參與到變革當中。就像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所說：“從某種程度上說，人類行為就是技術”，也因此，科學家們的故事更容易得到傳播。而很多影響深遠的技術發明，容易被認為沒那么重要。以前，晶體學就被認為是一門“技術科學“，一些科學家（尤其是化學家）把它看作是實驗室服務，而不是像樣的科學，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ICT技術可以影響人類生活，也可以為人類所影響，更應該、也可能成為一種“圣杯”技術。

顯然，被艾斯勒稱之為“圣杯”的技術，呈現出女性化的特征。它強調“引導”，而非“統治”，通過伙伴關系來發展技術，而不是控制與征服。

今天，越來越多的科技企業，強調科技對人文的關懷、對環境的友好、對無障礙的重視，這些向善的力量，要求人們合作并相互尊重的創造力，恰恰是圣杯技術的氣質，同時提供了一種擺脫發展困境的可能。這也是為什么女性視角、女性參與，在技術領域越來越被看重。

要尋找技術中的圣杯般的力量，女性活動是無法繞過的。

大家可能會反問：技術史上可沒有多少對女性貢獻的記錄，這不就說明女性對技術的貢獻不夠卓越嗎？

事實上，歷史中有不少計算機領域的女性值得被銘記。英國數學家Ada Lovelace，信息檢索與自然語言處理的先驅Karen Sparck Jones，操作系統和家庭計算機的先驅Mary Allen Wilkes，中國計算機界的女院士夏培肅、楊芙清……這些在ICT技術的創新和進步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人，少有普通人記得她們的名字，而大多數人都認為女性在編程領域微不足道。

所以本系列的第一篇，我們首先嘗試拂去女性在技術世界里的蒙塵——要講述漫長且龐大的歷史恕我無能為力，想必讀者也會覺得冗長乏味。所以，我們不妨以幾個技術女性的生平故事，去掀開歷史的一角。

父親光環下的編程第一人

世界上第一位計算機程序員，Ada Lovelace艾達洛夫萊斯，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詩人拜倫的女兒”。

盡管這位著名的詩人喬治·拜倫，在艾達出生（1815年12月10日）幾周后就離開了家庭，直到去世也沒有見過艾達一面。

艾達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了對數學的天賦，她走上數學之路，是因為母親安妮·拜倫親，不希望她變得像詩人父親一樣，堅持要請專家導師來教女兒數學和科學。這些具有挑戰性的科目在當時并不是女性的首選，但母親認為，從事嚴格的研究可以防止艾達變得像拜倫一樣喜怒無常。

17歲時，艾達在一次小鎮聚會上遇到了劍橋大學數學家查爾斯·巴貝奇，后者被稱為計算機之父。她對他的差分引擎十分著迷，很快，巴貝奇成為她的導師。

1835年，艾達結婚了，成為洛夫萊斯伯爵夫人（Countess of Lovelace），一共生育了三個孩子。當時大多數妻子和母親都待在家里做全職主婦，但艾達·洛夫萊斯的丈夫支持她的學術研究，他們夫婦和同時代的許多科學家有來往，比如邁克爾·法拉第。艾達也得以繼續與巴貝奇一起工作。

1842年，意大利數學家路易斯·梅內布雷亞用法語出版了一本關于分析機的回憶錄。巴貝奇邀請艾達擔任翻譯。艾達不僅翻譯了文章，還添加了自己的注釋，提出了一種讓引擎重復一系列指令的方法，這個過程被稱為循環，直到今天還在計算機程序中使用。

最終，她的筆記比原文長三倍，發表在英國科學期刊上，并署名“A.A.L.”。

同時，巴貝奇正在開發分析機，這是差分機的一個更復雜的版本，旨在處理更復雜的計算。艾達看到了計算機器的潛力，預言它未來也可以用來創作音樂或藝術。但是，因為巴貝奇沒有獲得足夠的資金來完成分析機，艾達的筆記也被遺忘了。1852年11月，年僅36歲的艾達去世，被埋葬在她從不認識的父親旁邊。

直到1953年，她的筆記被重新發表在一本關于數字計算的書中，該書展示了計算機如何通過遵循模式來工作。人們才發現，原來早在第一臺計算機發明之前，艾達就已經提出了計算機語言的設想。也因此，她被認為是第一個計算機程序員。

回顧艾達洛夫萊斯出類拔的一生，會發現，如果沒有開明的丈夫，擁有才華的艾達也只能待在家中。如果沒有導師的指導和信任，艾達也無法留下享譽后世的手稿。

艾達的存在，一方面，讓我們重估女性在編程技術上的能力。同時也證明，技術領域給予女性更多的空間，她們可以回報給世界無比驚艷的創意和靈感。

消失的人形計算機

如果說艾達提出了計算機程序的設想，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編程和運行ENIAC計算機的六名女性，就是世界上第一批現代程序員。

當時，炮兵急需要通過設計圖表顯示的彈道跟隨軌跡來進行瞄準。計算彈道軌跡的工作非常復雜，每個表格包括大約三千個軌跡，每個軌跡需要大約750次計算。于是，世界上第一臺全電子可編程計算機ENIAC被派上了用場，但機器還需要有人來操作和運行。

六名女性，分別是Kathleen McNulty MauchlyAntonelli，Jean Jennings Bartik，Frances Snyder Holberton，Marlyn Wescoff Meltzer，Frances Bilas Spence和Ruth Lichterman Teitelbaum，在沒有編程語言或指導手冊的情況下，自己弄清楚了機器編碼邏輯，通過邏輯圖來進行計算。項目完成后，ENIAC可以在幾秒鐘內就算出道彈軌跡。

但是，相比設計ENIAC計算機的兩個工程師John Mauchly和J.Presper Eckert，這些女性并不為人們所熟知。

她們是如何被忽視和遺忘的呢？主要的原因是，“女性只適合當執行者（executor）”的刻板印象。

“指令者”（con-ceptualiger）通常由男性技術專家扮演，他們做的被認為是真正重要的事，比如設計和構建計算機，而女性所做的編程工作被認為一定不是很困難。在1946年2月14日ENIAC的公開亮相中，Mauchly和Eckert作為ENIAC的設計師被介紹給媒體，而這些女性從未被介紹過。

（John Mauchly和Presper Eckert Jr正在研究ENIAC）

二戰結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編程也經常與女性從事的文書工作（如打字、檔案整理）混為一談。隨著家用計算機的普及和軟件工程的商業崛起，編程工作開始變得高薪且富有創意，吸引更多男性進入。程序員這份職業，才開始與男性捆綁在一起。

在1984年出版的暢銷書《黑客列傳，電腦革命俠客志》中，作者筆下的俠客全都才智雙全，全都是男人，而且他們的性生活都乏善可陳。這就是當時的黑客倫理。

和這六名程序員境遇相似的，還有跳頻理念的發明者海蒂·拉瑪（Hedy Lamarr），盡管她的理念和發明被廣泛應用于計算機、手機、WIFI等領域，但直到84歲，都沒有獲得任何技術領域的名譽。海蒂·拉瑪將這份“秘密通信系統”專利遞交給美國國家發明委員會時，他們選擇將她的發明束之高閣，并建議她以美貌而非技術來給國家做貢獻。

此后，媒體也從未將她當作一位擁有智慧的科技女性來報道。直到1997年，美國電子前沿基金會授予“先鋒獎”，成為海蒂·拉瑪獲得的第一個科學榮譽，距離她提出跳頻理論已經過了57年。

顯然，她們并非無法勝任編程這份工作，而是女性技術工作者總體上處于邊緣化地位，在資源（包括自我宣傳）方面長期占據劣勢。

今天，很多科技企業通過性別配額、女性開發者社區等形式來鼓勵女性投身編程，正是為了打破這種劣勢不斷累加的“馬太效應”。

出走的開源工程師

盡管各國都在支持婦女進人技術與工程領域，但是情況并不樂觀。一個普通的軟件工程師朱莉安·霍瓦特（Julie Ann Horvath）的遭遇，或許會讓很多女性程序員感同身受。

俄烏戰爭，讓很多人知道了著名的開源平臺Github，它可能被作為一種制裁手段來限制特定區域人員的訪問。而朱莉安·霍瓦特正是GitHub第一位女工程師。

2012年，朱莉安加入GitHub，成為唯一的女性設計師、開發者，當時GitHub還是一家小公司，公司文化也比較支持女性。

然而兩年后，她離開GitHub時，心情是“唯一后悔的事就是沒有早點離開，作為GitHub雇員所承受的事情令人難以忍受”。

中間究竟發生了什么？朱莉安給出的答案是，性別歧視。

但我們應該更謹慎地詢問，發生了什么事件，是否是真的歧視，為什么不能通過企業機制來解決，而演變成了負面輿論？

朱莉安主要遭遇了以下幾種“考驗”：

1.自己的工作意見受到男性員工的輕視，不知道可以向誰反映；

2.來自創始人妻子的壓力，比如在辦公場所長時間坐在她身邊，聲稱自己負責GitHub的人事安排，警告她不要發表負面看法等等；

3.因為拒絕了一位男性工程師，而被對方移除了她所寫的代碼；

4.一些男性員工圍觀在辦公室跳草裙舞的女員工，使她感到不安全。

在朱利安的經歷中，來自男性上司和男同事的壓力，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并不意味著不重要）。而特殊之處在于，出現了一個女性角色，即“創始人的妻子”。當然，后來該創始人也承認自己的不當舉措，并承諾他的妻子以后將在家工作。然而第二天這位創始人之妻再次出現在公司，并且沒有人干涉。根據Valleywag的報道，該創始人并不是第一次這么對待女性員工了。

在提到女性友好政策時，總會強調增加女高管的數量。但掌握權力的女性管理者，就一定能夠讓女性技術人員的工作環境變得更好嗎？至少在Github，答案是否定的。

這種在職場擁有權力，但無法支持其他女性發展的女性高管，有點像是“蜂后”，采取的依然是統治其他人而非合作的方式。

中國學者呂亞軍在《數字化時代的越南婦女：性別、文化與技術》一文中所提到，隨著越南數字化技術的發展與擴散，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得以增多，但仍然出現了數字化技術時代的“性別隔離”， 包括ICT領域的收入、社會地位、技術層級等方面的性別差異。這種新的不平等，是因為父權制文化將“技術的男性氣質”形塑與外化為一套完整的社會規則與社會制度。

在這個體系中所誕生的“蜂后”型的女性，自然無法給女性技術人員的職場環境帶來什么變革。

這個結果可能是讓人失望的，不過其中也有機遇。通過聯結，女性高管也可以打破范式，成為榜樣的力量。

比如科技領域的知名女高管，臉書的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她的身上有很多頭銜，全球最成功的女性之一，硅谷最有影響力的女人。

在自傳《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領導意志》中，桑德伯格寫道，2014年谷歌早已擴張為規模龐大的公司，有一個巨大的停車場，但對于當時在谷歌工作并懷孕的她來說，穿過停車場變得越來越辛苦。經過了數個月的掙扎，她決定去見谷歌的創始人之一，希望設立專供孕婦使用的停車位。這一建議很快被采納，造福了谷歌所有懷孕的女員工。

今天，女性繼續在ICT領域做著重要貢獻，但想要向前發展，她們不能單打獨斗。成功的女性領導者需要一個擁護者網絡，而女性員工也需要仰賴女高管去推動環境變革。

在男性主導的編程世界中，被遺忘的女性程序員，也在努力發出微光。她們中既有自帶天賦的傳奇人物，也有普通的企業打工人。

這正是技術的魅力所在，那就是需要許許多多的創新主體，依賴于多個階段、多種形式的互動，這使得女性前所未有地參與到創新當中，展現出創造性和愛的力量。

而翻開技術的歷史，女性身影總是蹤跡難尋。有時候，最基礎的支持就能帶來改變，比如最基礎的尊重，最基礎的公平，以及最基礎的——“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