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元器件行業的角度出發，探討中國元器件供應鏈出海的優勢與挑戰，并給即將準備或者正在出海的元器件企業一些準備建議。

近年來，國貨在海外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搶購潮，彰顯中國企業在新形勢下對產品、品牌、海外供應鏈和營銷模式的探索。 “出海熱”的浪潮下，中國元器件企業紛紛加入探索出海之道的大軍。但是，由于全球經濟處于下行周期、地緣政治錯綜復雜、中國經濟提振發展等因素，中國企業出海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元器件供應鏈出海的優勢

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美國等發達國家對華芯片產業鏈產品的限制愈發嚴格，一方面給中國半導體企業帶來不小的發展阻礙，擾亂全球半導體產業生態；另一方面也給國內企業更大的市場機遇和研發動力，我們的發展眼光逐漸從自家一畝三分地望向了更遠的地方。機遇和挑戰并重的情況下，中國半導體元器件供應鏈出海有以下幾個因素：

一是，堅持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建立彈性元器件供應鏈體系。

隨著企業自身研發能力和制造水平的提升，中國芯片相關企業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原來從事國內或者外貿生意的企業希望尋找更大市場，境外建廠，與海外企業開展合作成為目前國內芯片企業開拓市場的重要形式。

隨著一帶一路、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的深入發展，疫情放開，更多中國人重新走出國門，國際交往日益頻繁，發現更多商機。 進一步來說，芯片供應鏈上的企業通過拓展更大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利用全球資源，創造更可觀的利潤，降低企業在單一市場經營發展的風險。

此外，半導體產業的供應鏈不可能由單一國家完成閉環。近年來，國際上的“逆全球化”趨勢明顯，保護主義抬頭，全球芯片市場動蕩不斷，供應鏈韌性不足，缺貨和高庫存情況頻繁交替出現。中國芯片企業若想打造更有彈性的供應鏈，必須將事業布局在全球，擴大合作區域，讓更多國家地區的從業者加入到芯片供應生態中，讓中國芯片企業在全球市場上更有話語權和競爭力。

二是，元器件供應鏈上游和下游產業發展需求帶動整條供應鏈向外遷移。 原廠、代工廠、終端企業走出國門，布局全球業務，意味著供應鏈上相關協同配套企業也要面向全球化視野，比如說元器件分銷商要建立海外倉庫、辦事處、物流等，更好地服務于供應鏈上的客戶，提高提貨、運貨、交貨效率，做到任何一個工廠或者倉庫都可以配送到客戶需要的產品。

三是，國內要素成本上升，東南亞等國家營商環境有所改善。 要素成本主要表現為勞動力、土地、水、電、燃氣等成本升高。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中國制造業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在2015-2020年持續上升，平均工資由55324元人民幣上漲至82783元人民幣。而在東南亞國家中，越南平均工資最高，普通月薪在2000—2500元，一些靠近胡志明市的企業，其月薪在4000元左右；孟加拉國的月薪大概為2000元左右；柬埔寨的月薪在1000—2000元，以上國家平均勞動力成本大概是國內的五分之一。

除此之外，中國雖然在工業用水和天然氣價格方面比較低，但工業用地價格約為越南的2.8倍、印度的3倍。元器件行業作為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并重的行業，利潤最大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少企業也會將產能轉移至國外以降低工資和原材料成本。

疫情放開后，中國供應鏈優勢降低，加上美國等發達國家對華打壓的情況下，不少供應鏈企業無法直接向這類發達國家進口電子元器件，只能轉向其他國家購買，增加了購買難度，也提高貿易成本。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元器件企業開始外遷，東南亞等國成為最好“接應者”。過去幾年，東南亞國家與多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大幅削減對外出口關稅，例如泰國出口商品享受美國、瑞士、挪威、俄羅斯的普惠制待遇，柬埔寨和緬甸對外商不實行外匯管制、允許外匯資金自由出入等。

元器件供應鏈出海的挑戰

抓住機遇的同時，中國元器件供應鏈企業出海水土不服的問題難以避免，尤其是中國元器件供應鏈上的企業無法復制國內成功經驗，主要有如下挑戰： 一是，對當地營商環境了解不透徹，交付能力不達預期。 雖然，上述文段提到東南亞等國給外來投資商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政策優惠、補貼等福利，但相較于國內而言，營商環境仍舊有較大差距。

拿最近供應鏈外遷的“當紅炸子雞”——越南舉例。 首先，土地政策支持不足。 中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已完成土地改革，目前絕大部分工業用地是國有的、集體的，并且在企業入駐前，中國政府會給予各類補貼，甚至事先幫企業修廠房、修鐵路，打造工業園區，形成集群效應。

但是，越南的土地仍舊是私人承包制，購買起來麻煩異常，并且他們提供的是沒有進行任何“加工”的土地，所有在這塊土地上的“附著物”，如建筑、水電、水泥路等，都需要企業自己想辦法搭建完成。通常，在越南搭建一個廠房或者倉庫需要5-6年，甚至更久。

其次，保稅法規不便利。 中國元器件走向世界，必須要有強力的供應體系，其中物流是供應鏈中的“毛細血管”。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元器件從海外進口需要“保稅倉”進行存儲。在如今的中國，我們既有自用型保稅倉、公共型保稅倉、綜合保稅區、B型保稅物流中心等，形態多樣，而越南只有自用型保稅倉。

此外，在中國，物流公司或者分銷商在沒有確定最終收貨人（客戶）之前，可以將元器件放在保稅倉進行不記名存放，等到交易訂單出現，再將貨物運出保稅倉。但一直到去年，越南的政策與中國正好相反，從海外進口的元器件及其材料等，貨物必須要有最終收貨人才能進保稅倉，目前這個情況已經改善。

貨物在越南不同省的保稅倉之間流轉，也不被允許。如果一定要進行省與省之間保稅倉的貨物流轉，必須要經過越南海關總局和當地海關總局審批后方可，對于貨物的運送造成了非常大的阻礙，一批貨難以高效供給不同省份的客戶。 除了保稅倉，在越南進行元器件進出口貿易，還存在一個巨大的成本漏洞——報關。中國是備案制的清單報關，即“分送集報”，分批送貨，集中報關，而越南正好相反，實行“一票一報”，例如今天有10張貨單，就要進行10次報關。 最后，投資空間“一紙定終身”。

任何外商想在越南進行投資，必須要得到一份越南政府下發的“IRC（投資登記證書）”文件。投資商要將自己目前投資計劃以及未來5年、10年的業務在IRC上清清楚楚列出來，并一一附上相應資料。若未來經營環境發生變化，公司業務發展與當初IRC上列舉有出入，這種轉型不被越南法規允許。

舉個例子，某公司最初在IRC上只說明該土地用來建保稅倉，經過了3年，該公司想要將保稅倉一半空間拿出來租賃給小型制造廠做廠房，或者未來營商環境嚴峻，外商想要變賣廠房等，只要和當初提交的IRC上面的情況有出入，基本不被允許，后期想要修改IRC上的內容同樣非常麻煩。

二是，不可預測事件與環境對供應鏈韌性的挑戰。 因為意識形態、經濟因素、競爭因素、自身因素等，中國元器件供應鏈出海大概率會面臨調查、起訴、處罰、禁入等措施，遇到反傾銷、反補貼、反壟斷、知識產權、國家安全、工會等諸多方面的風險。疫情、地震、洪災、暴雨、臺風等不可以預測的突發事件導致全球芯片貿易斷鏈、企業停工、庫存積壓、物流停滯等問題，也暴露出大規模精益生產背后，元器件供應鏈的復雜性和脆弱性，無法有效應對突發事件。 三是，人才與組織架構無法融合當地發展。

人才是一個企業發展的活水池，中國元器件供應鏈走出國門，需要一批懂標準、會管理、善運作且外語能力強的復合型國際人才。此時，企業在選用人才開拓海外市場時通常會陷入誤區——聘用自己熟悉且信任的中國人，但往往需要較大的“試錯”成本，尤其是在文化和商業模式上會有強烈的水土不服。

如果本國人比例太少會對當地員工士氣、穩定性有很大打擊，影響公司在海外的正常運營，而且沒有當地管理人員，起步和過渡階段會變得很困難。例如馬來西亞的外資進入當地并購、投資時，有管理層需要一定比例本國人的要求，馬來西亞政府希望通過這些外資高新企業來培養當地人才。

一些準備&建議

未來的中國元器件供應鏈會朝一個更可靠、靈活、敏捷的方向發展，加速全球供應節點合作，共創多贏的發展機制。由于中國元器件供應鏈上各節點企業出海需要面對大跨度的各類問題，必須借鑒前人經驗，對此我們也給即將要出海或者剛剛出海的企業一些準備建議。

1. 尊重并接受當地語言和文化

雖然線上電商發展趨勢轟轟烈烈，但元器件交易仍是以線下語言交流為主的行業，所以一定要有語言意識，比如英語作為全球泛用性最廣泛的語言，公司的產品說明、收/并購方案、宣傳片、業務報表等都需要有對應的英文版本。此外，也要尊重并接受當地的風俗文化和商業規則，對本地員工實現充分關懷和理解，打通員工與中方公司管理理念、經營目標的傳輸渠道。

2. 遵守當地法律法規

作為外來“玩家”，必須要尊重和了解當地的游戲規則，即法律法規，并聘用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此外，如果是首次出海的企業，請優先選擇法律更為完善的國家。

3. 培養跨文化人才團隊

強龍不如地頭蛇，善用本地人為自己開辟本土市場，提升本土管理人員的綜合專業水平，優先跨文化、跨時區和跨語言的團隊合作，實現從產品設計、產品制造、產品運輸、市場營銷等整個元器件生命周期上的協同創新與融合。

4. 善用數字化工具優化管理流程

智能化工廠、智能化物流、智能化供應鏈管理在世界各地大勢所趨，善用智能化工具來全面提高企業運轉效率和質量。

結語

總之，在面臨反全球化、疫情、貿易摩擦等問題的背景下，全球化正在重構和調整，而中國元器件供應鏈也正處于這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供應鏈各節點企業在出海時可善用全球資源，以數字化實現轉型，尊重各國法律法規，建立跨文化人才隊伍，形成供應鏈端到端的韌性能力，以對出海后可能會面臨的風險或供應鏈斷鏈情況進行快速響應，打造兼顧穩定性與效率性的供應鏈，提升整體競爭力，只有這樣才能從容應對未來出海挑戰，破除困難，抓住機遇。

審核編輯：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