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20年，世界上每個人每秒將創造7 MB的數據。在過去的幾年里，我們已經創造了比人類歷史上更多的數據。大數據席卷全球，并且沒有放緩的跡象。人們可能會想，“大數據產業從哪里開始?”以下有10個大數據預測可以回答這個有趣的問題。

舊金山灣區曾是一片樂土，這里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和創新成果，但現在卻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

越來越高的住房成本讓教師和廚師等職業退出了這片區域；這里的收入不平等最為嚴重；無家可歸的危機似乎從未消退過；交通一片混亂；天氣不好的時候，運輸也一塌糊涂；地方政府也陷入了種種矛盾之中。

顯然，該地區尚未得到優化。

Ben Huh說，“以后這里的情況會好起來的。這里有數不盡的財富，數不盡的發展機會。”Ben Huh于2016年搬到舊金山，此前他在西雅圖經營了一個名為“Cheezburger”的博客帝國，他十分看好舊金山的發展潛力。

對于舊金山的發展鴻溝，該地區應該如何運行其城市功能，以及開發商和工程師們應該如何運作的，許多人都熱衷于同樣的想法：如果讓那些設計電路和社交網絡的人來建造城市呢？在全新的地方，從零開始，從過去失敗的政策中解放出來。

Huh組織開展了一個項目，該項目由創業加速器“Y Combinator”啟動，旨在探索如何創建新型城市。數百人申請參與該項目，希望能夠共同完成這個“終極全面建設”項目。去年10月，Alphabet旗下的Sidewalk Labs公司宣布與多倫多一家政府機構合作，共同建設多倫多，實現該地區的互聯網化。

對一些科技行業的人來說，不管是亞利桑那州提出的“智慧城市”，還是內華達州的比特幣土地爭奪戰，或者是宏都拉斯的經濟特區，都能引起他們的興趣——曾經幻想的城市已經逐漸變成現實。他們夢想著建立一個烏托邦世界，這里有無人駕駛汽車，獨特的財產所有權模型，3D打印的房子和在幾天內就能組裝好的摩天大樓。

雖然一些城市規劃者對此不屑一顧，但事實是，美國的城市總帶有一點幻想的色彩，無論是那些設計曼哈頓街道電網的人，還是那些設計出金門大橋的人。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Paul Romer曾在TED中分享過他的觀點，他提出的“憲章城市”影響了很多科技企業家，“是什么樣的人會有如此驚人的幻想？這些人現在在哪里？可能普通人對科技企業家的了解得并不多，他們是一群能拋開世俗的限制，大膽地進行設想的人。”

科技企業家的興趣產生是有一定邏輯的。科技行業能夠將我們熟悉的物件加以升級——更便宜的手機，更小的電腦，更快的芯片。但舊金山等城市似乎并沒有完成升級。借用當代頂尖城市經濟學家Ed Glaeser在《城市的勝利》中提到的一句話：城市是我們最偉大的發明，并且我們應該不斷改造城市。

這些科技企業家認為他們提出的城市發展想法并不夸張，想想Elon Musk，他已經準備好要向太空發射火箭，還要打通地下隧道讓超級高鐵成為現實。

27歲的JD Ross是“Opendoor”購房公司的聯合創始人，投資者認為該公司的價值已經超過了十億美元。JD Ross提到：“現在有很多人已經見識過一些成功的想法了，‘那么，我該怎么做才能讓我的想法更勝一籌呢？有什么想法比創辦一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更遠大呢？’每個人手機上都有主屏幕（home screen），每個應用程序都有home鍵，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有自己的home。”

對于規劃師和建筑師來說，科技企業家提出的問題太過天真，他們把政治問題當成了工程難題。

烏托邦式的城市建設計劃很少成功。規劃師和建筑師認為，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修復我們已經擁有的城市，而不是去尋找新的城市。

一些參與研究城市問題的人也很難判斷這些科技企業家看待問題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否可行。

2015年，Huh從Cheezburger辭職后去了克羅地亞港口城市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在這座舊城里，他看到美國人從船上下來，沿著古老的建筑和狹窄的街道慢慢參觀。

Huh先生和許多在國外學習后歸國的城市規劃專業學生一樣，他們都發現：美國人喜歡這樣的城市環境，但是我們不可能在建造這樣的城市。于是，我們鼓勵城市擴張，減少人口密度，設計更多的汽車。我們還將這種模式出口到世界各地。

Huh先生和其他科技企業家描述的城市模型與許多城市主義者所想的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想要客服鄰避主義（強烈反對在自己住處附近設立任何有危險性事物）和減少使用私家車；他們想要創建適合步行的社區，盡管周圍的環線交通速度比任何子彈頭列車都要快；他們對經濟適用房十分關注，盡管經濟適用房短缺對他們來說更像是一種技術問題，而非政策問題，他們認為通過更好的建筑技術就能解決這一問題。

Huh先生認為：“我們沒有改善基礎設施和社會的基本格局。”他指著他的筆記本電腦補充道，“我們只是改善了新的事物，但我們并沒有改善舊的事物。”

在思考如何改善過去的舊事物的時候，科技企業家們提出了“基本原則”，這一概念表明，歷史經驗和傳統的專業知識會阻礙創新。

這種方法以前也奏效過。如果Travis Kalanick研究的是世界各地監管出租車的方式，那么優步就不會存在；而Uber提供的服務則是與城市規則相悖，但卻改變了數百萬人的出行方式。

Huh先生和其他科技企業家還在不斷思考：建設一個城市要花多少錢？為什么不能在幾天內建造一座摩天大樓？一整本和城市有關的規則能否縮成一百頁以內？

這反過來又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Jonathan Swanson是“圖釘”公司的聯合創始人，該公司將消費者與油漆工、婚禮司儀這類專業人員聯系在一起。他說，“打個比方，人類目前生活的城市就像當初我們使用的翻蓋手機一樣，而在距離該市幾百公里之外的舊金山就像是iPhone X一樣，那么，生活在該市的人們就會希望城市進行升級。”因此，一個新的城市會使很多沒有生活在那里的人受益。

Swanson說，“如果存在競爭，那么我們可以選擇iOS或者Android，選擇Lyft或者Uber；如果沒有競爭，我們就只能選擇像康卡斯特或D.M.V.這樣的城市。”

人與人的交流，思想與思想的碰撞是關鍵

城市的發展主線貫穿歷史，這不僅關乎城市歷史，也關乎科技自身的歷史。在20世紀60年代，正如Hubert Humphrey所言，人們同樣相信，“我們既然有能夠將人類送上月球的技術，那么我們也可以有能夠完善我們城市的技術。”

當時，NASA與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就“城市控制系統”進行了合作。月球著陸模擬器是用來研究城市環境的。一些公司也承諾要開始建設太空時代的城市。

設計師兼伯克利教授Nicholas de Monchaux在《Spacesuit》一書中描述了這段歷史：“我們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似曾相識的感覺。”

他說，通過技術來優化城市的方案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失敗了，放在現在也不會成功。技術只是有助于減少交通壓力，讓你更快回到家中。“但是一個城市的基本水平并不是最優的。”一個城市的發展動力來自于它目前的低效率，來自人們和思想產生的難以預測的碰撞。

城市優化之后會變成什么樣子也不清楚。技術專家認為城市優化后會變得“繁榮昌盛”，人們會過上“品質生活”。但城市內部的情況卻無法實現技術專家所提到的目標。如果想要更多的經濟適用房，那么就可能會讓現在的城市變得更加擁擠。如果想要讓每個家庭都能曬到陽光，那么就可能會讓城市的密度變小，這反而會導致餐館和公共交通數量和種類的減少。

這些權衡取舍需要政治選擇。因此，希望避開政治的技術專家們肯定會再次遇到這些問題。

在眾多城市科技企業家中，Sidewalk Labs所做的工作似乎是最貼近現實的。該公司由前紐約副市長Dan Doctoroff負責運營，在經過一年的研究后得出結論，真正的創新不能只靠空想，而是要依靠實干。

由于現在的城市已經有太多的人或建筑物，所以很難在城市中安裝新的能源網，也難以預測頒布私家車禁令后會有什么后果。Doctoroff說，如果想找一個偏遠的、獨立的城市來進行這些工作也是不可行的，因為人們根本不會搬到那里去。

Doctoroff說：“智慧城市運動并沒有帶來令人滿意的結果，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很難在傳統的城市環境中完成新的建設項目，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尊重城市的傳統。”

多倫多智慧社區試點項目

Sidewalk Labs一直在多倫多探索城市的發展方案。這里有一片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海濱地區，800英畝的面積還達不到一個大城市的規模，但Sidewalk Labs卻可以在這里重新構想如何發展無人駕駛汽車，可以任意組合的建筑，可以讓機器人運送東西和垃圾的地下通道。

Huh并沒有提到Y Combinator最終會采用什么形式來實施項目。目前該組織還沒有宣布實施項目的地點和合作的政府。不過，Huh提到他們正在不斷努力，為該項目做準備。Y Combinator相信，只要解決了經濟適用房的問題，其他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未來，科技的最大影響力既不會來自像超級地鐵這樣的新事物，也不會在北美的城市有太多反響；科技的最大影響力可能會源自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為在發展中國家，一些經濟學家十分看好那些潛在的城市建設者，并且希望科技能夠實現其雄心壯志。

27歲的企業家Ross仍在不斷思考著智慧城市發展的正確目標。

他說：“我打算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投入1億美元。”他坐在舊金山的某個咖啡館里。舊金山現在到處都是起重機，但這座城市的升級改造進度卻比他想象的要慢得多。

他說：“花錢促進城市升級可比花錢買一輛布加迪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