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理學部主任饒毅不久前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院長柯林斯發出公開信，呼吁“科學家應該有脊梁”，批評后者要求NIH資助機構向FBI做簡報。隨著華人科學家在全球科研以及科學論文產出的貢獻處于越來越接近主導的地位，柯林斯這種以“安全”為名義的行為可能會越來愈多。

“科學家應該有脊梁！”

這是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北京大學-IDG/麥戈文腦研究所所長饒毅教授不久前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院長柯林斯（FrancisS. Collins）發出公開信里的一句呼吁。

柯林斯8月20寫信給大約一萬家NIH撥款資助的機構，鼓勵它們與FBI外地辦事處就知識產權和外國干擾的威脅進行簡報，簡報內容包括研究人員是否未披露受外國政府的資助、是否進行了知識產權轉移、是否泄露同行評審信息等行為。

NIH院長柯林斯是一名醫學遺傳學家，他曾領導了國際著名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在業界非常有聲望。

為什么饒毅教授會呼吁柯林斯“應該有脊梁”？

科研機構要向FBI匯報？北大教授發文：不能屈服于政治人物

NIH成立于1887年，是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科研與資助機構之一，每年向世界科研院校、藥廠等提供數億美元資助，目前已有153名諾獎獲得者受到過NIH的資助，NIH的科學家們也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并為生物醫學研究事業帶來了豐富、多樣的視角和背景。

柯林斯在公開信敦促大約1萬家受資助的機構，確保NIH受助人能正確報告他們的外國關系。

公開信中柯林斯稱，NIH意識到一些外國機構已經建立了系統的項目來影響NIH的研究人員和同行評審員，并利用了NIH長期以來對所支持的研究活動的信任、公平和卓越的傳統。

柯林斯提到，有三個情況令人關切:

向包括其他國家在內的其他實體轉讓資助申請或轉移由NIH資助的生物醫學研究的知識產權;

與包括外國實體在內的其他國家的NIH同行審查員共享關于資助申請的機密信息，或者試圖影響資助決定;

受NIH資助機構的一些研究人員未能披露包括外國政府在內的其他組織提供的資源，這可能會扭曲有關NIH資金使用的決定。

同時NIH還公布了受資助人員可能違反報告規則的六個案例，并提醒審查撥款申請的研究人員不應與外界分享提案信息。

三天之后，柯林斯在出席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上提到，“生物醫學研究企業的穩健性不斷受到威脅”，并且“這些風險的幅度在增加“。

FrancisS. Collins出席聽證會

他補充說，除了向1萬家受資助企業發出公開信外，NIH還成立了一個新的咨詢小組來幫助該機構收緊程序。

作為世界上美國最高水平的醫學與行為學研究機構的領導人，柯林斯的這些做法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對，饒毅教授是公開發出批評的人之一。

饒毅教授近日發公開信直言：科學家應該有脊梁，不能屈服于政治人物。柯林斯8月20日所謂美國生物醫學研究面臨威脅的信令人震驚，因為“這是和平時期第一次政府官員限制科學交流”。

饒毅教授

在寫給柯林斯的公開信中，饒毅提到，30年來，NIH都資助了在中國國內的研究。這些中國研究人員自然都有中國機構的經費，他們的知識產權屬于自己的單位，中美兩國的政府基金都不能擁有其知識產權。

FBI盯上“千人計劃”專家？

類似這種NIH受到國外機構帶來的“不恰當的影響”不僅局限于生物醫學研究。

7月5日，國家“千人計劃”專家、通用電氣工程師鄭小清被FBI逮捕，理由是因涉嫌竊取商業秘密，聯邦檢察官也聲稱鄭小清在中國的公司受到了政府支持。最后，鄭小清被保釋。

9月11日，德州理工大學副校長Joseph A. Heppert向全校教職工發出了一封公開信，提醒本校涉及與中國“千人計劃”開展或計劃開展合作的員工，盡快向學校披露相關信息，或征求校方意見，以免違反美國聯邦法律。

在信中，這名副校長強烈建議，德州理工大學的教職員工在簽署任何此類合作研究協議之前，應先行與校方進行咨詢，以便于“我們根據聯邦授權相關法律進行審核”。

甚至在休斯頓的華人論壇上有留言稱，9月9日，FBI突然去到休斯頓醫學中心，按名單一一排查該機構的中國“千人計劃”學者，全部開除或解雇，搞得“人心惶惶”。

休斯頓是世界級知名學術和研究機構的中心，FBI到休斯頓醫學中心“排查”的消息尚未被證實，但根據《休斯頓紀事報》報道，休斯頓當地時間8月8日，FBI 反間諜部助理主任 Bill Priestap 和相關負責特工 Perrye K. Turner 與德州醫學、科學研究和學術機構的領導人舉行了會談。

會談的議題包括關于教育機會和研究機會上面臨的挑戰，以及如何減輕對美國國家和經濟安全的潛在風險。

德克薩斯大學安德森癌癥中心也派出了會談代表，出席會談的Peter WT Pisters 博士表示：“與 FBI 休斯頓辦事處的這次會談凸顯出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和威脅，強調了保護我們的頂級科研人員辛勤工作成果的重要性。”

此前，FBI 從未進行過類似的約談，而與會的學術和醫學機構領導人則表示自己從未參與如此大規模的FBI會議。

看上去FBI已經盯上了“千人計劃”專家。

“千人計劃”自2008年啟動以來，十年時間已經引進約8000人。為吸引海外人才回國，“千人計劃”提供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為其配偶解決工作問題和為其子女提供教育費等。

一部分參與“千人計劃”的外籍專家在美國大學接受教育，之后在美科研中心、醫院以及私營行業中的航空、計算機和其他部門就職，這種行為最近被美國官方認為容易出現知識產權轉移等情況。

今年5月，美國眾議院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案中包括一項修正案，該修正案將允許國防部終止向參與中國、伊朗或俄羅斯的人才計劃的個人提供資金和其他獎勵。美國國防部每年為基礎研究和獎學金提供超過2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大學投入。

留美博士生現回國潮：一是因為工資，二是因為特朗普

根據教育部4月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去年中國有大約60萬學生在海外留學，其中一半以上在美國學習。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對外國留學生在美工作的政策和態度不斷收緊，整個氣氛對中國科學家越來越不友好。

清華大學合成與系統生物學中心主任陳國強表示：“中國人才流失的問題已不復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薪水。另一個原因是特朗普。“除非有一個不可抗拒的薪水或職位，比如可以加入美國最頂級的實驗室，否則大多數人選擇不去美國。”陳國強說。

在過去幾年中，95％以上的中國學生在發達國家獲得高級學位，畢業后選擇留在那里。人民日報的一則數據顯示，到去年年底，超過80％的人已經返回中國，大多數是在2012年起的五年內回國的。

盡管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境內的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施加了限制，但許多年輕的中國科學家對這些舉動不是很在乎，因為中國國內的薪水更高。

根據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的數據，在中國，2016年有超過10000名博士畢業生進入博士后階段。他們受聘于中央政府認證的6000多家研究機構、大學和公司。

該基金會的一位管理官員表示，博士后工資水平不好統計，因為工資水平因地而異，但他表示，大多數博士后今年的收入應該在20萬到40萬之間。大概相當于中國平均工資的三倍。

根據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上個月發布的一則招聘啟事，該所招聘的博士后研究員的薪水現在每年最高可達60萬元人民幣（87827美元），幾乎是美國同一職位平均工資的兩倍。目前，NIH博士后研究人員的平均薪水為51450美元，但仍遠低于國內的報價。

中科院大連物理化學研究所博士后招聘啟事

這則啟事由該所周雍進教授發布。周教授的團隊生產用化學酶的研究，該團隊開發了一種屢獲殊榮的制藥新技術。去年的研究資金超過1800萬元，該團隊這次招聘兩名博士后研究人員。

中國學者在科學領域發表論文數量占全球三分之一

財新網的報道稱，柯林斯院長在9月11日接受《生物世紀》采訪時已表示，自己的信“并非針對華人科學家”。

不過，華人科學家已經開始在全球科研以及科學論文產出的貢獻處于越來越主導的地位。

南京理工大學的Xie Qingnan和哈佛大學的Richard Freeman研究了中國對全球科學論文產出的貢獻，他們最近公布了分析結果。

結果顯示，在2000年至2016年間，中國科學家發表論文數量的快速增長，在此期間，中國在物理學、工程學和數學方面的全球論文發表份額翻了兩番。到2016年，中國的份額超過了美國的份額。

此外，研究人員認為僅基于論文作者所在地區得出的指標低估了中國的影響。這些數據不包括中國境外的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人員撰寫的論文，也不包括大多數中國國內期刊的論文。

研究人員對這兩個指標進行了調整，并得出進一步的結論：目前，中國學者現在在這些科學領域發表的論文數量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

不僅是數量，中國研究的質量也在提高，不過目前仍低于美國學者。該分析表明，不僅通過論文數量，即使通過其他學者的引用數來衡量，中國學者也可以在不久的將來位居世界領先地位。

Xie Qingnan和Richard Freeman還單獨考察了《自然》和《科學》這兩份最富盛名的科學期刊的情況。他們發現，在2016年，這兩份期刊發表的文章中，有20%的作者是中國人，這一比例是2000年的兩倍多。

彭博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很多人擔心政府層面是否在對美國的中國學生和教授施加了過多的影響。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中美學者之間的深層合作，是否導致過多的技術轉移，甚至學術間諜活動。

也許是為了回應這些擔憂，美國政府最近開始收緊在美學習或工作簽證的政策。科學界對此已經紛紛作出反應，認為科學過程需要開放式合作，對個別的間諜活動或其他不當行為，應通過刑事起訴或學術驅逐來處理，而不應該實行全面限制。

1978年12月，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52名中國師生赴美，開啟了中國出國留學的大門，在整整40年時間，奏響了太平洋兩岸的現代科技、學術、藝術的宏大舞曲。

改革開放后首批赴美的中國留學師生在美國機場合影

現在，一些限制政策的出現可能成為這場音樂盛典里的噪音，但付出的代價終究要高于獲得的收益，并且也不可能以任何重大方式改變中國作為學術力量的全球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