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的通信手段完成了從原始到現代的巨大轉變，通信的使用范圍也從人擴展到物，行業從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一躍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行業，并為我國創新引領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

年過八旬的原郵電部部長、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近日做客人民郵電報社，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信息通信滄桑巨變，情真意切，慨然系之。記憶的閘門一經打開，一幕幕曾經鮮活的歷史，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一組組簡潔有力的數據，勾勒出一幅通信行業改革者40年不懈創新、奮力開拓的群像。

他指著桌上的手機說：“過去管這個叫‘大哥大’，是身份、地位和財富的象征，現在誰的兜里摸不出一部手機，誰的生活可以離得了手機？通信工具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屬，就如同長在每個人身上，想用就用，隨時可用，不用不舒服。”

倒退40年前，別說沒有手機，連“搖把子”電話都是稀罕物。1978年，我國固定電話用戶數量僅為192.5萬戶，電話普及率才每百人0.38部。在率先開放的沿海地區，說起“打電話難”，外商急、局長苦、市長催、百姓怒再常見不過。通信與交通、能源一起，成為制約改革開放的“三大瓶頸”之一。

40年后的今天，截至2018年9月末，我國手機普及率達111.3部/百人，手機加固話用戶數超過17.32億。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總數達3.96億，移動寬帶用戶總數達12.9億戶。值得一書的是，我國固定電話用戶數、移動電話用戶數、網民人數、寬帶網民數四個指標全部位列世界第一，到今年已經是第11個年頭了。

這些鮮活的數字，托起了令人驚嘆的數字經濟奇跡。剛剛過去的“雙十一”，天貓高達2135億元的成交額再次刷新紀錄。5億消費者入場，每秒32萬筆交易，10億個包裹飛馳……正是有了世界第一的移動通信網、光纖寬帶網，才加速成就了世界第一的網購大國、移動支付大國、物流大國和快遞大國。

“這一切都是從改革開放之初破解‘打電話難’開始的。”吳基傳老部長感慨地說。

瓶頸近窒息 程控首破局

改革開放初期，全中國的電話擁有量還不如香港一個地區。電話基本上是黨政軍用或者是單位公用，有的工廠連廠長辦公室都不一定有電話，只有傳達室一部電話。

1997年8月26日，時任郵電部部長吳基傳宣布，我國所有縣以上城市實現電話交換程控化、交換機總容量超過1億門。

經濟特區的成立和14個沿海城市打開了對外開放的大門。但是，外國人進來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怎么打電話回去？

一位澳大利亞的外商到大連考察投資，項目、地方看好了，需要掛國際長途向老板報告。當時，我國到澳大利亞的國際電話沒有直達電路，要通過人工臺從歐洲轉，一個掛澳大利亞的長途三天都沒接通。現在講起來年輕人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在全世界都可以用微信啊，還可以隨時隨地視頻溝通。然而，這就是40年前的現實，我們被外商視為“沒有電話的國度”。

這件事驚動了大連市長，外商也一直擔心聯系不上老板會不會被“炒魷魚”。要讓外國人來投資辦廠，首先就要把外國人的通信問題解決了。這種情況下，國家專項撥款1億元建設資金，解決14個沿海開放城市的自動轉報、自動發報問題。意思是電話一時解決不了，至少能讓外商發個電報吧。但郵電部拿著這筆錢也沒有直接購置設備，而是采取租賃方式，因為租賃可分期付租金，這樣可以多租幾臺設備。錢少就要有錢少的辦法。

為了發展電話，1982年，“加快通信發展”首次寫進了黨的十二大報告。國家開始“政策傾斜”，各地也想了很多辦法支持。由于我國通信設備落后國外好幾代，如何選型成為彼時郵電部決策的頭號問題。

電話設備的核心是交換機。當時，國際通信技術已經發展到程控交換的時代，在時任福建郵電管理局局長郝峰云的力主下，1980年，福建第一次開通了萬門程控電話，有力地滿足了外資和地方的需求。此時，我國廣大縣以下地區還是人工交換機，自動交換機城市有，但幾乎是步進制、縱橫制。國產縱橫制設備才剛剛開始產業化。是按部就班還是一步到位上程控，大規模引進國外技術外匯從哪里來，設備能否兼容？影響國產化的責任誰來負？當時確實面對重重難題。

時任郵電部部長文敏生調研了幾個省，跑了30多家單位，沒有答案。當他來到福州，走進從富士通引進的萬門程控交換機機房，親身感受到新技術讓打電話通得快、音質好，上規模，圍著交換機轉了一圈又一圈。

很快，郵電部在全國推廣福建模式，快速解放了電話的生產力。我國固定電話“三步并作一步走”，一步跨越50年，在起步階段就與發達國家保持同一水平。

引進再消化 創新揚國威

發展電話，本質上是解決通信的物質基礎。購買國外設備，是一條最簡單最直接的路子。然而，國外的設備非常昂貴，要消耗大量寶貴的外匯。同時，很容易形成對某些國家某些廠商的過度依賴。在上程控之初，郵電部門已經意識到，徹底解決通信發展問題，必須從引進先進制造設備入手，走消化吸收再創新之路。

有了福建萬門程控經驗之后，郵電部黨組派員在國外考察引進程控交換機，最早目標鎖定在美國的5號機，但由于“巴統”的政策限制，買設備可以，這種先進技術不賣給中國。后來侯德原副部長帶了技術人員去非巴統成員的比利時考察，確定引進S1240交換機，經過反復談判，中比合資的上海貝爾公司成立。

S1240交換機雖然技術先進，但當時還在實驗室階段，得承擔風險。為了改變通信的落后面貌，最后在中國和比利時兩國政府的支持下引進S1240交換機生產線，由此中國發展起了自己的通信設備產業。

上海貝爾的成立不僅拉動了國內制造業的發展，而且增強了科研實力，解決了自有知識產權，經濟效益可以說立竿見影。S1240交換機沒投產的時候，引進1線程控交換機要200美元以上。投產之后，立即降價為80美元/線，上產量之后，降為50美元/線，此后陸續下降到10多美元/線。更重要的是，同樣的先進設備，由于中國話務量大，對技術創新產生了新的需求，這使得中國的通信設備產業開始有了差異化競爭力。因為S1240交換機基礎的知識產權是國外的，但中國的用戶分配和國外的用戶分配不一樣，這個創新技術的知識產權就是我們的。成功的引進確確實實給解決了打電話難的問題，為推進改革開放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奠定了中國的通信制造產業騰飛的基礎。

干線“長梗阻” 問計銅與光

市話的發展極大地刺激了長途電話的需求，比市話還要薄弱的長途通信問題凸顯。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長途通信傳輸網的家底很薄，1980年長途干線電路總數僅有3000條，是當時印度的45%、法國的5.6%、日本的1.2%，而且九成以上是技術落后、質量低下的架空明線。重慶到武漢、上海只有8條長途電路，到南京只有區區兩條，據測算，供需之間存在的反差有300倍之巨。

有一組數據至今令人難忘，在深圳長話機房，撥叫成都的長途電話，300次只能接通5次，撥叫東北的長途電話，忙時接通率只有1.2%。干線，干線！瓶頸，瓶頸！這一對詞組如同急促的戰鼓，讓郵電從業者寢食難安。

1981年，郵電部開始規劃用同軸電纜技術建設“井”字型全國通信干線，而世界光通信技術日新月異，為決策者提供了另一種選擇，能不能用光纜代替銅纜？

此時，大容量的光纖通信在國外的長途干線上剛剛開始應用，還沒有特別成熟的經驗，同時光纜的價格非常昂貴。相比較而言，同軸電纜技術成熟，基礎雄厚，國產4380路中同軸電纜已經開通試運行。但數十萬公里的干線對銅有著巨大消耗，銅的進口必將面臨嚴峻的“卡脖子”問題，加上一條光纜傳遞話務能力相當于銅電纜近3倍的巨大潛力，不由得讓人心生躊躇。

真正讓決策者天平傾斜的，是對未來通信發展趨勢的準確把握，是“能夠擁抱先進技術的，就要盡早擁抱；能夠推動國產自主技術的，就要盡早推動”的強烈歷史責任感。建設一條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大通路光纖干線成為長途干線建設破局的關鍵一子。

1986年5月，時任郵電部副部長吳基傳來到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了解到一個最新情況，國產34兆比/秒光通信傳輸系統研制成功，便提議湖北搞一條架空光纜試試。從武漢經荊門到沙市，稱“漢荊沙長途光纜通信試驗工程”，總長244.8公里，以解決省內二級干線電路的缺口。

率先應用新技術有巨大的風險，加掛會不會有線間干擾、串音？影響了國家一級干線通信怎么辦？氣候變化會不會有問題？

實驗室和會議室里解答不了這些問題，吳基傳沿著工程路由邊走邊看，和專家、工程技術人員實地研究、探討。大家都同意試，湖北省尤其表示急需。于是就作為一項科技實驗項目立項。

一年半后的1987年12月29日，漢荊沙長途架空光纜工程在克服重重困難后建成開通。郵電部同時向全國推廣這一解決省內干線緊張的應急模式，開啟了中國大規模建設以光纜為主的骨干通信網的序幕。

在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的推動下，為光纜生產配套的長飛光纖光纜有限公司半年后在武漢組建。1992年，長飛的光纖光纜產品應用于中國國家骨干光纜網，從那以后，大踏步成長為全球最大的光纖預制棒、光纖和光纜供應商，也是世界上少數掌握三種主流核心工藝技術的生產商之一。可以說，昔日的長途光纜試驗與漢荊沙工程，與如今領袖群倫的全球光纜巨頭之間，有著不可磨滅的緊密關聯。

撫今追昔，吳基傳不無感慨地說，“要說沒風險，那是假的。可是不闖一闖怎么能突破困局？改革開放這條路，就是闖出來的。”

八縱八橫起 國脈貫神州

風從東方來。改革開放十年后，東南沿海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最活躍、最發達的地區，不但通信發展與需求矛盾最集中、最突出，而且產生了通信發展總體格局的沖突。

資料顯示，20世紀80年代末，全國郵電業務流量急劇向東南沿海傾斜。1988年上半年，東南沿海地區一條電路每月的去話量是全國長途業務平均量約800張的5倍。跨省市跨地區的長途通信業務更是爆發式增長。

當時的福建省郵電管理局，提出了“打通干線，就是解放自己”的口號，“串通”了臨近省份的同行，合作搞了長途通信干線建設的“越界行動”，以疏通臨近省份的通信。

對這一管理權限上“越界”的行動，郵電部作出更加積極、科學和前瞻的回應——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面向21世紀，統一組織建設一條大容量、高標準的光纜大通路。

1989年12月，南沿海直埋光纜工程規劃正式上報國家計委。這是一個宏大的通信項目，全長2800余公里，如同一條璀璨的項鏈，串聯著深圳、汕頭、廈門三個特區和浦東等一大批沿海開放“明珠”，將長三角、珠三角和閩南三角地帶一線貫通，建成初期即可為沿海地區提供8萬多條長途電路。

隨著縱向干線的突破，連接西部和東北兩翼干線缺乏的矛盾更加突出。1994年5月，《全國郵電“九五”計劃綱要》首次提出，建成“八縱八橫”、覆蓋全國省會城市和重點地區、聯通世界的光纜傳輸骨干網。

那時候軍隊通信也要建張網。部里和軍方有關部門商量，在國家干線網的建設中，軍隊出人力，以勞力換光纖方式，軍民共建。雙方一拍即合。在千里戈壁，在十萬大山，在世界屋脊，一曲曲“軍民共建”交響曲氣勢雄渾、撼天動地。

蘭州經西寧至拉薩的“蘭西拉”光纜，是“八縱八橫”中施工難度最大，也是條件最艱苦的工程。穿越千里戈壁，翻過昆侖山河唐古拉山，經可可西里無人區，涉長江源頭，超過海拔4500米“雪線”的地區有800多公里，被稱為“死亡地帶”的施工禁區比比皆是。

1998年8月7日，在被人稱為“生命禁區”的青藏公路最高點——海拔5251的唐古拉山口，蘭西拉光纜竣工紀念碑落成，吳基傳和參建干群、官兵出席慶祝儀式。

這樣的海拔高度，用人力開挖出1米多深的光纜溝，敷設數千公里的光纜，無異于對生理極限的挑戰。某部19歲的戰士周光遠，體力透支，永遠地倒在了蘭西拉光纜工程的建設工地上。他的父親和哥哥來到現場祭奠后，接過烈士生前的工具，掄起了鐵鎬，為“蘭西拉”再出一把力。

1998年底，總長7萬多公里，覆蓋神州大地的“八縱八橫”光纜干線網絡正式竣工。“這一光纜網絡到現在都是世界最先進的，不僅從根本上緩解了通信干線的緊張，也為21世紀中國互聯網的騰飛提供了強大的、可靠的基礎設施保障。”

今天的光纖到樓、光纖入戶，基礎就在于20年前建成的世界先進的國家光纖傳輸網絡。光纖容量大，傳輸成本很低，這讓中國的網絡傳輸一起步就站在了國際同行的制高點。

萬元“大哥大” 飛入百姓家

1998年“八縱八橫”長途干線網絡的建成，程控交換機的大規模應用，促進了電話的快速發展。1978年我國電話普及率才0.38%，二十年后很快就超過20%了。但是很快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市內的線路跟不上，一個樓建好了線路跟蜘蛛網似的。

就在我國改革開放啟幕的1978年，美國芝加哥開通了世界第一個移動通信系統。移動電話迅速成為新的高端通信。1987年廣東開全運會時，由于固定電話來不及發展，就引進了瑞典的第一代模擬移動電話，就是俗稱的“大哥大”，最初的目的就是滿足廣東當時“三來一補”企業一部分人的通信需求。

當時一部“大哥大”價格在2萬元左右，入網費6000元，每分鐘通話費5毛。對于平均月收入不足百元的普通百姓就是天價了。即便這么昂貴的費用，電信局經營“大哥大”業務還要虧損。

1992年，***同志南巡講話，市場經濟的春風吹活了中國經濟，也帶動了新一輪移動通信需求。

吳基傳1993年出任郵電部部長，有感于郵電系統長期“以我為主”，對市場需求洪流不敏感，對新的通信手段變化沒有緊迫感，提出了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高起點、高速度、超常規發展。他深入東莞、番禺、珠海、深圳、汕頭等地調研，了解到模擬通信頻譜利用率低、聯網漫游困難的現實，摸清了移動通信進入中國六年沒有飛速發展的癥結所在——高高在上的門檻將廣大百姓拒之門外，也阻礙自身的發展之路。很快，部黨組決定籌建移動通信局，實行專業化經營，并且直接上馬當時最先進的數字移動通信網，以高起點、大規模的建設，加快降低老百姓使用移動電話的“門檻”。

上馬第二代移動通信，使用誰家的設備制式是頭號問題。是選擇歐洲的成熟度更高的GSM技術，還是美國的性能更佳的CDMA技術，這一決策，融合了技術、市場、經濟乃至政治的復雜考量。郵電內部、部委之間，存在不同的看法。在浙江嘉興試點驗證基礎上，郵電部黨組果斷決策——就上GSM！“市場不等人啊，要盡快形成通信能力”。1994年10月，第一個省級數字移動通信網在廣東開通。兩年后，我國移動電話用戶突破千萬。

1994年，郵電部黨組作出決策，一步到位直接邁入第二代移動通信——數字移動時代。圖為吳基傳部長試打GSM電話。

通信是典型的規模經濟，“大規模大產出，小規模沒產出”。蓬勃發展的移動通信事業需要大量資金，而海外上市，通過將發展潛力巨大的移動通信資產海外上市融資來解決網絡建設資金無疑是一條上佳的出路。

紅籌第一股 巨艦闖香江

國企海外上市，今天說來已經平平無奇，但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卻是名副其實的新生事物。

特別是對于國家壟斷經營的電信企業而言，由于涉及國家命脈，想要將其剝離出來海外上市，絕對是一件“吃螃蟹”的事情。

隨著“九七”臨近，國際電信大鱷將目光盯上了香港的主體電信企業——香港電訊。為維護香港電信市場穩定，幫助實現通信主權順利回歸，郵電部受命收購香港電訊部分股權。由駐港的天波公司開始與股東英國大東公司的多輪談判與洽商。

此舉不但要沖破很多“禁區”，粗略計算，需要郵電部借貸上百億元的資金。為了籌集資金，1997年3月21日，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以紅籌股的形式海外上市，擔當起搏擊國際資本市場、將中國電信做大做強的歷史重任。

紅籌股是指在中國境外注冊、在香港上市、中資控股和主要業務在中國大陸的股票。通行的做法是在香港注冊一個“殼公司”，反向收購內地母公司資產，實現整體上市。1997年，國務院經過慎重研究，同意郵電部剝離廣東、浙江兩省移動通信業務先行上市的方案，其中包括將入網費算作業務收入等政策。上市日期定在1997年10月。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在吳基傳親自坐鎮下，一個最多時總數超過600人的上市團隊開始開足馬力如陀螺般飛快地運轉起來。

由于沒有任何模式和經驗可循，又處在那樣一個特殊歷史時刻，可以說每一步都很驚險，不容有失，更不容有錯。招股說明書和有關上市文字材料摞起來有幾尺厚。吳基傳最關心的內容是需要承擔哪些責任，逐字逐句修改有關條款，并且親自推動了各方在較高水平上確定了上市股價。就在上市前夕，1997年10月，金融風暴襲擊香港。香港匯市、股市、期市出處硝煙彌漫，腥風血雨。正在這種千鈞一發的時刻，紅籌股巨艦中國電信（香港）紅籌股10月23日逆市上市，籌集資金42億美元。

上市當天，股價大跌近20%。為了給關注首只紅籌股的投資人打氣，中國電信（香港）在海外上市的“資本運作推手”，時任建行行長、中金公司董事長王岐山專程赴香港參加上市慶祝酒會，并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我們對中國電信的未來有充分的信心，因為中國電信的背后有一個生機勃勃的中國，有一個改革開放逐步走向深入的中國”。

次日，股價反彈突破發行價。3個月后，中國電信（香港）入選恒生指數成分股，股價牢牢站穩12港元之上。0941的代號，被香港股民戲稱為“九死一生”。

其后，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完成對全國全部省市區移動通信權益的收購。再經過兩次更名，成為了“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紅籌巨艦闖香江，開創大型央企海外上市的先河，使開放的中國通信業直面世界通信市場，與國際一流的同行面對面交流與競爭。正如吳基傳所言“上市的目的當然與融資有關，更重要的是推動企業走向國際資本，企業管理走向國際規范。我們是中央企業中第一個獨立上市的。后來也為其他央企上市提供參考。”

務實抓應用 騰飛互聯網

1969年，美國幾家軍事科研單位之間用通信網絡連起來，國際互聯網的前身——阿帕網的出現了。當時并沒有人設想過互聯網是個什么樣，特別是那時計算機計算能力很低。在1973年問世并被持續不斷改進的TCP/IP協議至今仍然是全球互聯網得以穩定運作的保證。不過，互聯網最早的應用。就是幫助人們查資料和發電子郵件。

為了發展互聯網，郵電部專門成立了數據局。我國利用公網提供互聯網服務始于1994年，從此，郵電開始大規模建設中國公用計算機互聯網。此前，國內已有教育及科技部門兩個互聯網專用網。應該說，我們看得很準，發力很早，這也是中國互聯網發展到今天坐擁8億網民，中美網絡巨頭各有擅場的一個重要基礎。

在上世紀90年代末，網絡公司股價一路飆升，形成網絡泡沫。泡沫洶涌的時候，似乎一切問題都能在網上解決。當時，郵電部已撤銷，其職能由信息產業部與國家郵政局接管。吳基傳時任信息產業部部長。在他看來，鼠標畢竟不能替代水泥，圖片也無法替代糧食。網上查資料是可以的，但下載不了面包饅頭。互聯網提供一個虛擬服務空間，但必須虛實結合，以虛帶實，以實保虛，互為支撐并發展。

2000年11月，信息產業部在廣東南海召開信息化現場會，推介當地教育和制造行業以網絡應用推進信息化的好經驗。務實推動信息應用的思路有力地感染了通信企業、當地政府。也加速中國移動推出“夢網計劃”，幫助第一代中國互聯網公司新浪、搜狐、網易等走出寒冬，迎來了信息時代的春天。

互聯網走過大型機、PC機、門戶網站、云服務幾個時代，不斷地吸取著各個專業領域的技術，始終發生著重大變化。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興起之后，互聯網影響就更大了，數字經濟、平臺服務也就應運而生。

互聯網壓縮了時空，創造了新的經濟、社會形態，但其業務周期卻非常短暫，一種創新業務的生命周期可能就十年計，競爭異常激烈，任何一種新技術新業務都不能包打天下。特別是互聯網服務平臺化以后，對長期習慣了放號經營的傳統電信運營商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管道不再是唯一的，別人也可以建了，如今建光纖比當年蘭西拉光纜建設要容易多了。

改革忙分合 深化宜思量

上世紀中后期，電信壟斷經營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盡管在各行業中電信發展速度最快，給人們生活帶來的變化最大，但其背負的批評和抱怨，也是最沉重的。社會上要求電信改革的呼聲漸起。

順應社會的要求，1993年8月，郵電部放開了增值電信業務市場。1994年聯通成立，開創從電信這個巨無霸“體”外引入競爭的先河。1998年，新組建的信息產業部按照國務院要求，實施政企分開、郵電分營、電信重組。經過對中國電信兩次大刀闊斧的改革重組，到2001年我國電信市場形成固網、移動均有巨頭競爭的新格局。2008年，第三輪電信重組，形成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三家勢均力敵的全業務運營商。此時，我國固定、移動電話用戶總數雙雙躍居世界第一位，中國電信業走出一條“在發展中改革，在改革中發展”的道路。

以1998年信息產業部組建為標志，通信業拉開了政企分開、郵電分營、電信重組的體制改革帷幕。圖為吳基傳（中）為信息產業部揭牌。

市場競爭是一條不歸路，昨天還在一個機房的同事，今天已經“各為其主”，改革已經把電信推進了市場。剛剛重組完畢的幾大電信集團，不約而同地把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作為首要任務，啟動了管理機制內部轉制。

回顧電信體制改革的分分合合，吳基傳認為：“改革只是一種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促進發展，促進社會財富增長，滿足人民的需要。說到底，人民郵電為人民這個宗旨，到什么時候都不能變。通信行業就是要把用戶真正地擺到主要位置，方便用戶消費，并為用戶提供服務”。

在規模小的時候，壟斷有壟斷的歷史價值，規模大了就需要專業分開，精細化運營，所以郵電要分家，尋呼、無線要剝離，這是符合行業的規模特性與市場規律的。今天，信息時代大幕拉開，數字經濟成為最具創新動能的經濟形態，在此背景下，電信業的改革就不能再延續原來簡單拆分的模式。

吳基傳認為，數字經濟是以數字技術和數字知識作為生產要素，以網絡作為載體，以數字服務和平臺服務作為提高效率、效益的手段，它是一種平臺化的服務。而平臺服務已經進入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這個時候的電信改革就不是靠簡單的分拆了。面向未來，應當深刻把握數字經濟的特征、規律，重新定位通信企業的使命作用。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才能深化電信行業的改革開放。

大家說工業互聯網是互聯網的下半場，由于有了網絡，有了平臺，工業行業的社會分工會更細，而且和生產的時間、地點沒有關系。生產方式的網絡化、個性化、智能化，必然對生產關系、管理結構以及網絡服務提出新的要求。

通信運營企業目前應認真研究并回答什么是數字經濟的使命和挑戰。傳統KPI考核指標的禁錮束縛了管理層的手腳，似乎沒有時間對未來進行眺望。無論是建設網絡強國、維護網絡安全，還是發展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中央全有政策，文件也出了很多。企業要善于領會精神，鼓勵人們勇于擔當、勇于探索。什么叫改革開放，上面只有精神，沒有規則，更沒有細則的時候，要有人敢想，有人敢闖，有人敢擔責。

通信四十年 四靠四轉變

概括郵電通信業發展的四十年，吳基傳將其分為四個十年。每個十年有個主題，第一個十年主題是爭取政策，第二個十年是大建設，第三個十年是既發展又建設還開展新業務，第四個十年是從基礎設施邁向平臺經濟，提速降費、普遍服務，搭建“互聯網+”的各種平臺。

第一個十年是政策上進行準備，國家、各省市區政府給一些優惠政策，利用政策完成了起步工作，包括內部的結算、核算體制的變化。過去政企合一、獨家經營，要為改革開放服務，就是爭取各種政策，克服大鍋飯，調動積極性。第二個十年是大發展的十年。通信手段供不應求，通信技術更新換代，就是如何尋找資源，乘勢而上。第三個十年是發展加改革的十年。企業主體多了，相互之間怎么競爭。在改革中發展，在發展中深化改革。第四個十年是轉型和外延拓展的十年。通信業的內涵擴展為信息通信業，通信網融入互聯網，成為全社會和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

吳基傳就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信息通信業大跨越的“四個轉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改革開放四十年間，中國信息通信業實現了四個重要轉變。第一次轉變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郵電部轉變觀念，確立了郵電為經濟和社會服務的宗旨，實現了從為黨政軍服務的工具向社會經濟服務并確定了通信是國家的神經系統的重大轉變。第二次轉變是1982年黨的十二大，通信行業貫徹十二大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精神，重點解決打電話難的問題。第三次轉變是1992年***同志南巡講話以后，黨的十四大從理論上奠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機制，通信行業落實十四大精神，實現郵電從適應經濟發展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第四次轉變是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信息通信業繼續推進網絡強國戰略，落實提速降費，加快發展移動互聯網、IPTV、物聯網等新型業務，為數字經濟和智慧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信息通信業何以實現如此波瀾壯闊的跨越式發展，吳基傳認為，有四條基本經驗值得總結。一是依靠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指引，二是依靠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三是依靠科技進步，走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路子；四是依靠全系統廣大職工干部的艱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