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此前以華為存在網絡安全為由，直接要求歐洲國家禁止華為，同時也要求歐洲各國取消同華為方面的5G網絡合作。

另外，在要求歐洲國家禁用華為后，美國隨即以各種理由向歐洲國家啟用思科的網絡設備，以此來完善自身的網絡環境。

經過德國聯邦的調查，發現存在網絡安全問題的設備并不是來自華為，而是來自美國的思科。

當德國得到這一明確的消息后，直接公開對外表示，德國將不會聽取美國要求禁止華為5G的建議，而是將努力引進華為5G網絡，為后續德國構架全新網絡體系打好基礎。

然而，當德國公布思科存在網絡安全問題后，直接引起了歐洲各國的紛紛抵制，不過美國對德國所宣布的消息發出了反駁，并聲稱德國此舉是污蔑。

隨即德國向美國發出提問，聲稱美國此前言辭鑿鑿的說華為網絡設備存在安全問題，但通過的德國的全放檢查后發現華為設備并沒有什么特殊的芯片裝置。

反觀德國在啟用了思科網絡設備后，美國國家安全局都能迅速通過網絡即時掌握歐洲地區的動態，這一直接說明思科設備存在嚴重的問題。

德國方面表示，如果后期美國也公然對德國的企業進行制裁的話，那么德國很可能將會出現前所未有的打擊，這也是德國目前最擔心的問題。

目前德國境內已經全面開始拆除思科的網絡設備，準備再度將華為網絡設備進行重新匹配，以此來加快德國的5G建造進程。

有專家表示，如果一旦德國的5G網絡建造工程完工，那么德國很可能將會是歐洲首個進入5G時代的國家。

華為在美國屢次受挫的背后，似乎總有思科的影子。正如有媒體所言，思科前總裁錢伯斯過去十多年做得最多的事，可能就是想各種辦法打擊華為。

近期，華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一事，在全球政經界引發強烈震動。事件曝光后不久，一封美國科技巨頭思科的內部郵件，被張貼到了網絡上。

郵件內容顯示：思科正限制員工赴華出差，時間延續到年底公司放假，假期結束之后再進行評估。

為什么要限制員工前往中國出差？針對媒體的疑問，思科總部發言人給了個“越描越黑”的解釋：這封郵件是錯發給部分員工的，并不體現思科的政策，思科沒有設置差旅限制，對中國的正常差旅還在繼續。對這個解釋，有評論說：“不要演了，大家都挺累的”，更有觀點認為，思科這是“做賊心虛”。

華為出事，為什么緊張的是思科？思科是家什么樣的公司？

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思科的實力，那就是：沒有思科，就沒有現代的互聯網。80年代中期，美國計算機網絡開始興起，對多協議路由器的需求一下子產生了。

恰好此時，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對教師夫婦設計了一種叫“多協議路由器”的聯網設備，可以將相互不兼容的計算機局域網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統一網絡。

這款“多協議路由器”被認為是人類互聯網時代真正到來的標志。

1984年，教師夫婦成立了思科公司，致力于研發網絡通信設備。當時，隨著互聯網的興起，世界上的數據傳輸量急劇增加，而語音通話量下降，越來越多的錢花在了數據通信設備上，而思科正是這個領域的領軍者。

順風順水的思科在1990年成功上市。

很多公司的員工在上市暴富之后，都會選擇離開公司創業或者是退休。

創始人雖然離開了公司，但在90年代互聯網的革命浪潮之下，思科的發展速度卻越來越快，但思科真正成為行業巨擘離不開一個人，他就是錢伯斯。

錢伯斯1991年加入思科時，思科的銷售收入僅為7000萬美元，市值為6億美元，但到1999年，他執掌思科帥印的5年之后，思科的銷售收入就已經達到了121.5億美元，市值更是一度超過5000億美元，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錢伯斯也因此被稱為“互聯網先生”。

當時的網絡信息平均每四個月就增加一倍，這就需要更新、更快的網絡傳輸設備做支撐。

在錢伯斯的領導下，思科一方面加強研發投入，另外一點就是靠“買”。思科的做法是買下正在研制新產品的新公司，并盡可能讓它能在未來的6至12個月推出一個杰出的新產品，然后通過思科公司現有的分銷渠道，迅速推向市場。

當時，思科的經營范圍幾乎覆蓋了網絡建設的每個部分。在這個超過2000億美元的市場中，思科幾乎是“獨孤求敗”般存在，思科一家的市值超過其它傳統通信設備公司的總和。

思科一度打著望遠鏡都找不到對手，直到2002年，錢伯斯在美國亞特蘭大通訊產品展上碰到了第一次到美國參展的華為公司。

2002年美國亞特蘭大舉行通訊產品展，華為公司攜高、中、低端全線產品參加了展會。華為的數據產品與思科不相上下，但價格卻便宜了20%-50%。

展會期間，兩個陌生的客戶很仔細地了解了華為的全部參展產品，顯得很有興趣，但華為不知道的是，這兩人中的一個，正是錢伯斯。

離開華為的展臺后，錢伯斯對同事說，在今后幾年里，思科將只有一個競爭對手，就是華為。

亞特蘭大展會結束后，華為順利進入美國市場，雖然銷售不大，但增長勢頭非常兇猛。也是在這一年，思科的市場占有率和銷售額第一次出現了下滑。

緊接著，2002年的秋天，在巴西的數據產品招標會中，華為又擊敗了思科，拿到了400萬美元的訂單。巴西招標會結束的第二天，錢伯斯開除了負責招標的經理。

華為的表現，讓錢伯斯不再淡定，他在思科內部成立了“BEAT華為”（打擊華為）工作小組，并在內網上設立專門主頁，供其全球員工討論如何打擊華為。于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專利+輿論戰，針對華為開啟了。

2002年12月，思科全球副總裁拜訪華為，提出華為侵犯了其產品知識產權，要求華為承認侵權、賠償，并停止銷售產品。

面對全方位碾壓自己的對手，華為思考再三后決定：可以停止銷售有爭議的產品，但不接受侵權的指責。隨后，華為將已經在美國銷售的十幾臺爭議產品悉數回收。

華為息事寧人的示弱舉動，卻沒有換來思科的讓步，而是成了做賊心虛的表現。特別是在美國媒體看來，中國不可能制造出高科技產品，即便有，一定是靠模仿、抄襲、侵權制造的。

這種長期形成的狹隘觀念，使得美國通訊業內一致認為華為偷了思科的技術。最終思科得到了“政府不會給予華為政治上的幫助”的滿意承諾。

一切準備就緒后，2003年1月24日，中國春節前的最后一個工作日，思科在德克薩斯州聯邦法院對華為提起專利訴訟，訴訟內容長達77頁。

思科在第一時間將不利于華為的信息發布給媒體，并警告華為的潛在客戶，不要購買華為的產品，以免帶來連帶賠償。

面對被思科全方位的“絞殺”，華為不得已只能出戰，任正非做出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輸就是贏。”當年春節，華為組建了由數位副總裁領銜，多名專家參加的“應訴團隊”，趕赴美國。

長達幾個月的庭審期間，華為與思科激烈交鋒，斗智斗法，雙方多次反復舉證，但雙方都明白，勝負的關鍵在于：彼此產品的源代碼是否雷同。

2003年10月1日，雙方律師對源代碼的比對工作結束，結論是：華為的產品是“健康”的。

這場國際訴訟，讓本來在國際上籍籍無名的華為，名聲大噪，幾乎是給華為在全球做了一次免費的廣告。

錢伯斯坦誠：“訴訟讓華為獲得了更多商業機會。”但這次法律訴訟也打壓了華為進入美國市場的勢頭，華為進軍美國的進程明顯受阻，很多客戶的合同就此擱置。雖然思科沒能在官司中取勝，卻有效阻擊了華為的美國之路。

由于無法再祭起“訴訟”法寶，思科于是轉移戰場，從法庭轉向政治。

2008年，華為聯合貝恩資本收購美國3Com公司，遭到美國政府的打壓，原因是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2010年，華為競標美國斯普林特公司移動電訊設備合同，因美國議員提出的“國家安全”原因受阻。同年，華為參與Sprint招標進軍美國，再次因“安全問題”受阻。

2011年，華為試圖收購美國三葉公司部分資產，雖然金額只有區區200萬美元，但審查機構要求華為必須放棄，否則將“向總統奧巴馬建議下令解除此項收購”。

從此，華為設備被美國徹底拒之門外。

如果說，華為早期在美國尚可以感受到美國法律的“正義性”，那么后來在思科等公司的推動下，對華為的打壓，逐漸變成了美國的國家意志。

2014年，據外媒報道，前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員愛德華·斯諾登曝光的文件顯示，美國國家安全局曾侵入華為公司主服務器，并對華為高管的通信記錄展開監控。

2016年，美國電信運營商AT&T公布了一份潛在的5G供應商名單，其中也包括華為，而且華為的報價比競爭對手低了70%。

2018年初，經過多年努力，華為與AT&T達成合作，AT&T將在美國市場獨家銷售華為Mate 10手機。但在展會前夕，美國18名國會議員向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發出一封聯名郵件，稱“出于安全問題的擔憂，要求聯邦通信委員會對華為與美國運營商的合作展開調查”。

迫于壓力，AT&T不得不突然終止與華為的合作。而華為此時已經支付了大筆訂金，并且在市場上投放了1億美金的廣告宣傳……華為終端董事長余承東不無憤懣地說：“中國對美國那么開放，而我們在美國卻被害成這樣！”

2018年12月1日，美國當局更是以華為CFO孟晚舟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貿易制裁為由，通知加拿大當局拘捕了在加拿大轉機的孟晚舟。

從2003年開始，思科似乎一直竭盡所能對華為進行打壓，但結果華為卻越打越強，一個很直觀的結果是，在2018年的《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上，華為以893億美元營收位列500強第72位，而思科公司營收480億美元，位列世界500強212位。

而在被認為是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的支柱技術——5G通訊技術領域，華為目前也走在了思科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