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4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二十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瀾就“中國科技創新政策40年——回顧與反思”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

本文根據薛瀾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薛瀾教授本人審定。

特別高興今天能夠跟大家一起來討論中國科技創新政策40年。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年，這40年里，中國的經濟改革、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對廣大公眾來講，科技領域到底發生了什么，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和了解。實際上科技發展和科技政策領域所走過的改革歷程，與其他領域一樣，也可以用波瀾壯闊來形容，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我想利用這個時間，簡單就科技創新政策改革開放40年歷程做一點介紹。

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首先做一點背景介紹；其次是討論科技創新政策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年的歷程；然后對改革開放的成功與不足做一些評論；最后對科技創新政策做一些反思。

一、引言

最近，國內對中國創新政策的評價像過山車一樣。時而報道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取得的一些巨大成就，沒過多久又報道某些重要領域被“卡了脖子”。尤其是最近中美貿易戰，很多人認為科技領域的競爭是中美貿易戰背后的重要原因。美國對中國科技創新領域有很多指責，比如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利，中國強迫技術轉移，中國產業政策扭曲，市場非良性競爭等，好像中國是通過這些措施才取得了科技進步的成就。從最善意的角度去看，這顯然是對中國科技創新過去四十年的發展情況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中國科技創新進步是怎么來的？目前狀況如何？未來發展前景如何？這些問題已經不簡單是學術研究問題了，解答這些問題對破解我們現實中的政策問題也有重要的影響。

二、中國科技創新改革歷程(1978-2018)

中國科技創新從1978年到2018年的改革歷程，我們在最新出版的一本書中做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分析和回顧。這本書《中國科技發展與政策，1978-2018》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匯聚了科技政策領域國內最前沿的一些學者的集體智慧。

這本書從兩個方面展現了中國科技創新政策改革開放的歷程：一是按照時間順序來展現中國科技創新領域改革發展的主要階段和事件；二是從國家創新體系的各個重要組成部分展開，包括基礎研究，產業技術創新，高校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區域科技創新，企業技術創新，軍民融合發展，科技全球化與國際合作。下面我把整個改革開放的歷程做一簡要介紹。

▌2.0歷史沿革：奠定發展基礎

中國的科技創新成果并不只是近40年發展起來的，而是過去百年的歷史積累。如果真正要回溯歷史的話，可以回溯到1895年。那一年，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天津北洋西學學堂，獲準設立，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學。

天津北洋西學學堂舊址

從1895到1949年的半個多世紀，國內戰亂不斷，當時的高校面臨的環境是非常艱難的。抗日戰爭時期，清華、北大、南開等高校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共克時艱，在昆明郊區很艱難的條件下，繼續保持教學研究工作，并培養出了上世紀前半葉中國一代科技精英，其中包括后來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和李政道先生。

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

到1948年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有210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包括中專。其中，國立高等教育機構有74所，省立80所，私立56所，當時一共招收15萬多學生。15萬大致相當于中國現在前兩所招生最多的高校的學生數量，而這是當時全國高等教育招生的人數。

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已經有一定的基礎。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擔任院長。抗日戰爭前的1935年，中國曾經有70多所研究機構。抗日戰爭時期，很多研究院被疏散到西南等一些地方。到1949年，只有30多所留了下來。這些研究機構的科研人員有5萬名左右。

蔡元培先生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委任狀

南京研究院舊址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科技發展進入布局與追趕階段。在新中國成立的一個月之后，中國科學院就正式成立。當時，中央政府派出專門的工作組到蘇聯學習怎么建設國家的科學院。以基礎研究為主的中國科學院很快進入正常運行，同時在各個工業部門和各個省市自治區，設立很多相應的應用研究所。

高等教育發展也非常迅速。1952年開始實施高等教育院系調整，壓縮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發展理工科，以適應當時中國工業化發展的需要，成立了許多單科或者多科的理工科院校，比如清華的地質系分出去成立了地質學院，航空系分出去成立了航空學院等。雖然這些調整有利于盡快培養國家工業化發展急需的大批工科人才，但壓縮人文社會科學的舉措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產生了相當深遠的不利影響。

從建國之后一直到文革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變化緊跟著國家大的經濟社會發展變化，可以說是同呼吸共命運。1952年有211所高校，到了1953年院系調整后壓縮至182所，1957年增長到229所。到1960年猛增到1289所。通過這個數字可以看到大躍進不僅僅是在煉鋼、糧食生產等方面，在高等教育上也有一個大躍進的階段。當然這個很難持續下去，到了1965年回落到434所。文革時期的70年代到了最低點，有300多所。

建國后中國的公立研究機構、高等教育總體來說發展都是很快的，不足的地方就是產業技術創新。建國之后，中國的主要技術來源是從蘇聯和東歐進口。五十年代有156項工業技術引進項目，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體系建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這個階段中國科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65年，中國建立了1700多個科研機構，培養了15萬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很多重要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例如：人工合成了牛胰島素，當時很多專家評價這是一項有獲得諾貝爾獎潛力的研究成果；兩彈一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李四光先生油成相理論指導下發現了大慶油田等等。

但是這個階段也遇到了一些挫折。1960年，中蘇關系惡化。7月16日，蘇共中央全會討論了蘇中關系，宣布召回蘇聯專家，并不顧中方的要求，在一個月內撤走了1390名專家，停派909名專家，單方面撕毀600個協議和合同。1960-1967年，中蘇兩國科技人員交流來往的人數只有100人左右，主要是參加學術交流活動，蘇聯方面來華專家40人左右，中國赴蘇專家60人左右。中國與蘇聯從親密無間的合作，一下子降到冰點，這對當時的很多科學家而言都是刻骨銘心的。

蘇聯撤走專家，迫使中國更快地進入自力更生的道路，進入科研攻關的新階段。印象很深的是2003年，我們在做中長期科技規劃時討論自主創新開放創新，很多老專家尤其是經歷過那段時間的老專家，強調一定要搞自主創新，一定要自己掌握核心技術。但是，1966年以后到197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的科研活動幾乎陷于停頓。

▌2.1撥亂反正，迎來科學春天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在會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重要論斷，把禁錮中國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的桎梏打破，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現場

1978年到1985年間，中國農村改革、沿海開發區設立等，使中國的經濟開始發生變化。這個時期的鄉鎮企業對新技術有著強烈的需求，但是中國的科研機構和高校研究人員，仍然在科學的殿堂里繼續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如何激發科研人員的動力，如何使創新系統更好地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如何改變科研機構的行為和文化，使其適應市場經濟改革的新現實？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政策挑戰。

▌2.2啟動改革，發展高新產業

1985年，中央發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揭開了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大幕。決定通過改變激勵機制，使得大學和科研院所愿意為經濟發展服務。主要的政策措施有：削減研究所的經費撥款，逐漸地把研究所的“皇糧”切斷。同時，開辟一些新的競爭性科技計劃，包括成立自然科學基金，設立星火計劃、火炬計劃、863計劃，以及后來的攀登計劃等。這些計劃都有相應的政策目標，引導科研人員往這些方向努力。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不僅調整了經費的撥款來源，還建立了技術市場，改革了科研機構管理，鼓勵科技人員下海創業等等。在一推一拉的作用下促使整個科研體系真正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1991年，科技部確定了11類高新技術，推動高新技術在中國的發展。但當時中國總體的大環境對高科技發展還不是非常有利。因此，從1991年起至2012年9月，國務院先后批準建立了114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高新技術的發展營造局部環境和政策，以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隨后國務院還設立了超過40個經濟技術開發區，包括高校科技園等等，采取一切可能的辦法推進科學技術轉化成生產力。1985年的科技體制改革，到九十年代得到了蓬勃發展，推動科研體系發生了巨大變化。

第一個下海吃螃蟹創辦高科技企業的中科院研究人員陳春先

但這個時候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很多科研機構并不能完全適合走市場化道路，在這個階段有點無所適從。比如1996年我回國后采訪過中科院的一個地質方面的研究所，該所試圖通過舉辦寶石鑒定服務部來參與為經濟服務，但經營非常困難，很難與市場結合。

▌2.3知識創新，建設創新體系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科研人員和科技政策研究者開始反思，在國家大的創新體系里，什么樣的機構適合為市場服務，什么樣的機構可能需要做一些基礎研究而不能走市場化道路？1998年內，中科院最先向中央提交了知識創新工程報告，提出中科院在國家創新體系中不應當是搞技術創新以創造市場價值為主的機構，而是要做知識創新，要在基礎研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并提出了一個整體的改革規劃。這個報告得到了***同志的批示，由此開始了新一輪的科技體制改革。

之后應用型的公立科研機構也開始進行改革。很多研究機構原來所依附的政府部門在1999年的政府改革中被取消，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些應用型研究機構沒有了上級部門，只能著手改革。當時有242所公立科研機構首先進行試點，由事業單位轉為企業，走向市場，后來在全國各地推行。從1999年到2003年底，有1050所應用型研究所完成轉制成為市場主體，有99個研究機構與大學合并或轉成非盈利機構。

這一輪改革也注重推動產業研發，鼓勵大型國有企業建立企業研發中心，設立國家中小企業創新基金支持中小企業創新，同時鼓勵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我們通過對1999年-2000年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研發機構的調研發現，商業周刊排名前1000家的大公司在中國設立獨立研發機構的公司超過30家。

這一輪改革期間高等教育也進行改革，高校開始擴招。1998年前，超過300萬人參加高考，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夠被錄取(毛入學率1990=3.7%，1998=9%)；1999年，招生人數比1998年增加了47.4%；之后若干年，招生人數的增長率都保持在兩位數，使得高校在校生從1998年的643萬增長到2005年的2100萬。2005年毛入學率達到21%，2013達到34%，到2017年是45%，毛入學率與發達國家比較接近了。但是，高校招生人數高速擴張也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保證教育質量。近年來，教育部的所有的重大政策都在特別強調要重點提高高等教育質量。

▌2.4 自主創新，制定科技規劃

2003年，國家開始新一輪的科技體制重大的改革，此輪改革最主要的標志是中長期科技規劃的制定。當時中國加入WTO，國際競爭壓力巨大，環境資源的約束也越來越明顯，因而中國迫切需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

2003年夏季，兩千多名科技專家，包括社會科學專家、企業家等，在超過20個主題方面開展戰略研究。

2006年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正式頒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綱要明確了未來科技發展的指導方針和目標；提出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發展方針，提出到2020年把中國建成創新型國家的宏偉目標；提出很多重要的應用領域，包括能源環保等等；部署了很多基礎研究領域和交叉領域；批準設立了16個重大專項，包括登月計劃等；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方面也出臺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這個規劃綱要為2006年到2020年的科技發展做出了全面系統的部署，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按照這個規劃在不斷地推進。

▌2.5 深化改革 創新驅動發展

十八大以來，中國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最核心的目標是深化改革，用創新驅動發展。在這個階段有很多具體的措施，首先是簡政放權，激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2015年，即1985年《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發布30年后的同一天，中央發布了《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提出了新的部署。這個改革的文件與之前文件最大的不同是，該文件特別強調怎樣營造更好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生態，來推動創新發展。

對科技計劃管理體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改革。首先，成立了一個平臺——國家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由科技部牽頭，財政部、發展改革委等與國家科技計劃管理密切相關的31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統籌關于科技計劃管理的各種重大決策。以前存在的科技計劃太多太亂的問題，現在可以通過這個部級聯席制度整合起來。由三個柱子來支撐這個平臺：第一個柱子是由14位專家組成的戰略咨詢和綜合評審特邀委員會，在科技計劃管理等方面為國家提供相關的咨詢；第二個柱子是專業科技項目管理機構，與政府部門脫鉤，實現決策與執行分離；第三個柱子是第三方專業評估機構，在事中事后的監管和績效評估方面發揮作用，強調評估的客觀中立。

具體的科技計劃是按照五大平臺組織的。第一個是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基礎研究和科學前沿探索。第二個是重大科技專項，關系到未來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性的重大科技項目，這類專項涉及的資金多是好幾百億，時間也比較長。第三個是科技計劃中國最重要的一類項目——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針對各領域突出的共性關鍵、社會公益的技術問題，從重點基礎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的研究，一直到產品的研發以及成果的推廣，形成一個研發的鏈條。第四個是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基金，支持企業技術創新，特別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小企業發展、科技孵化器方面的發展。最后一個是人才基地計劃，包括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工程中心以及各類人才計劃等。

三、改革的成功與不足評析

在簡要介紹了1978年到2018年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演變過程的五個階段之后，再來介紹這四十年的發展與改革存在哪些成功和不足。

▌3.1成功的方面

在創新系統改革和加強研發投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中國的研發投入領先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從研發投入強度來看，中國已超過歐盟國家平均值，中國2017年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是2.13%，歐盟國家平均值是2%左右。當然中國與一些國家相比還是有差距的，韓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超過4%，美國、日本等在3%左右。但是，中國經濟的總量非常大，我們的研發投入總額在全球排第二，同時，按購買力評價來考慮中國研發投入比例已經比較接近美國。

中國在很多重要的領域，如航天、高性能計算機、新能源、納米材料等領域，也取得了重要進展。在科學和技術的一些重要領域，中國在國際上可以說都處于領跑或者并跑的階段了。

另外，中國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研究能力和效率顯著提高，在很多重要的研究領域已經成為全球創新系統的重要力量。根據Elsevier的Scopus數據庫，中國學者發表的論文從2016年開始在全世界名列第一，當然這也取決于統計的口徑，但是總量非常高，在全世界保持前兩名。2014年湯森路透公布了全球21個研究領域最高被引的3000多名科學家，由美國主宰，中國有163名，遙遙領先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印度8名，俄羅斯8名，南非11名)。2016年同樣的分析，全球共有3083名學者，中國有175人，已經在全世界排到第四，美國是1465人，英國是346人，德國是177人。應該說在高質量論文發表研究方面中國也取得了重大進步。

在對中國發表的論文是否存在只關注數量不關注質量問題的研究中，我們以澳大利亞高水平學術期刊群為基礎進行分析，分析各個國家高水平論文發表的數量，可以看到中國在高水平論文發表上的進步也是巨大的。圖1中間的黃線是中國高水平論文的發表走勢，其它的有英國、德國、日本等等，中國已經穩定的超過了其他國家。當然這個圖沒有包括美國，美國的實力還是非常強的，我們后面會看到。

圖1各國高水平論文數量

另外也出現了一系列的、有代表性的創新成果和企業，包括高鐵的綜合創新，聯想、華為、小米等國際化的高科技公司，BAT，以及吉利汽車、濰柴動力、三一重工等傳統產業領域中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

取得這一系列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和開放形成了良性互動。國內改革滿足了創新的內在需求，并為創新系統開放提供了更好的環境，從而促進了創新系統的進一步開放。同時，隨著創新系統的不斷開放，國外的經驗為中國的改革提供了借鑒(科技園，知識經濟等)，國外創新主體的參與也推動了改革的深化，從而提出了新的改革需求和改革的方向，使得中國的創新系統能夠更快更好地融入到全球創新體系當中。這樣，國內改革與國際融合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改革為更好的國際融合創造了條件，更好的國際融合又提出新的改革方向和需求，使得過去四十年里中國在科技和創新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3.2 不足的方面

盡管我國科技改革成績斐然，但是我們還得要承認，改革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最突出的一點是，在原創性高水平研究方面，我們與美國差距很大。圖2在圖1的基礎上，加入了美國近年來發表的高水平論文數量，黑線是中國，堪稱黑馬，上面橘黃色線是美國的論文發表數量，相比較而言中國與其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原創性高水平研究方面，我們還需要不斷的努力。

圖2各國高水平論文數量

中國產業創新能力的差距也是非常明顯的。雖然擁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但是整體的國際創新能力還是遠遠不夠，勞動生產率不高。按照不同的統計，整個勞動生產率在全球排名比較靠后，與我們總量排在前面是不相稱的。從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中國在世界各國的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排名中僅僅從第81位上升到第77位。從2001年到2012年的十二年間，在20國集團的19個國家中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排名一直位列第17位。勞動生產率是衡量一個國家整個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但是在這方面我們還是比較落后的。

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在一些重要核心領域，存在嚴重的技術依賴。中興事件反映出我們在集成電路領域的高度依賴。圖3是2016年中國集成電路的進出口情況，灰色柱體是進口額度，白色柱體是出口額度。2016年，中國集成電路進口額達到2270.7億美元，連續四年超過2000億美元，也遠超同年石油1165億美元的進口額，是價值最高的進口商品。中國集成電路行業貿易逆差達1657億美元，由此可以推斷出我們的依賴程度。

圖3 2016年集成電路的進出口情況

2008年到2009年，我們與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同研究了中國高技術產品貿易的情況。從總體結果來看，中國在高技術產品貿易上對美國有貿易順差。但是仔細分析，我們的貿易順差最主要的是來自加工貿易，并且主要是由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創造的。這說明我們在一些核心技術領域還有很多的不足。

中國的產品質量無法滿足需求，知名品牌缺乏。我們有很多的出境游客在境外購買大量的國外名牌產品。改革開放40年，真正在這個期間發展起來的知名國際品牌數量稀少，與日本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3.3原因

具體分析產生這些不足的原因如下：

首先，中國的國家創新體系改革有待深化。這里存在很多的問題。例如，傳統事業單位的管理模式改革遲緩，對大學、科研單位、醫院等這些知識密集型領域的影響很大。適應新時代要求的高等教育體系還沒有形成，雖然我們有一些高校在全世界的排名不斷提高，但是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還不能完全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需求。前些年我做過一些關于中國高校的區域分布的研究，發現中國的高校過多集中在中心城市，一個省最好的綜合性高校、理工科高校都集中在省會城市或副中心城市，這些高校吸引各方人才來讀書，畢業后往往就留在上學的地方，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許多的二三線和其它中小城市的人才匱乏，這對中國發展是不利的。還比如我們現代公立科研機構的治理體系還沒有完全形成，中國國家創新體系資源配置效率還需要做更多深入的研究等等。

其次，中國的市場改革尚未完成。政策導向對創新過程中的非科技因素重視不夠，尤其是對市場環境重視不夠。科研是把資金變成錢，創新的核心是要創造價值，創造價值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要靠市場。如果市場不是一個真正的完全競爭的非常成熟的市場，創新的效率很難提高。因此，市場的因素是制約中國創新發展的最大障礙。如果企業還可以采用低成本競爭、抄襲仿冒、不公平競爭等方式去獲得超額利潤，這個企業就不會去搞創新。只有把這些漏洞全都堵住，只有當市場真正公平，企業沒有其它可以積累優勢的選擇時，企業才有真正內在的創新動力！另外，金融體系的改革遲緩，創新融資渠道不暢，創新人才培養及發揮人才作用的機制不健全等，這些方面也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另外，創新能力積累有一定的客觀規律，即時間的問題。在創新能力方面中國取得了不小進步，但還要遵從客觀規律，產業創新能力的質變需要時間。一位技術史的專家說：“中國近現代技術的發展歷程，不是一部發明史，而主要是外來技術本土化的進步史”。我國技術發展也的確是這樣的過程，中國在上世紀前半葉主要靠西方的技術，上世紀中后期通過蘇聯的技術轉移，到改革開放的前十幾年、二十年主要靠外資引進。近20年，中國真正特別強調要有自己的創新能力的積累，從這一點來講，還需要有點耐心。此外，觀念、文化、體制、管理模式的改變也需要時間。比如引進外資、加工出口模式對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經濟騰飛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也形成了巨大的思維和體制慣性。前幾年我們對于浙江、廣東的企業采訪也反映出，一些盈利好的企業缺乏搞創新、開發新產品的動力，它們最可靠、穩定的盈利模式是接國外的大公司的單子進行生產，開發新產品有太多的不確定性，風險高。這些觀念的改變也是需要時間的。

四、科技創新政策40年反思

前面分析了改革的成功和不足，下面對科技創新政策這四十年做一個反思，這里面有一些值得去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

首先，政策研究和政策實踐的互動。我們公管學院的重點是研究公共政策問題。無論在任何國家，公共政策研究和一些純基礎性的研究不一樣，需要與實踐進行互動，政策實踐向政策研究提出研究需求，同時政策研究要為政策實踐提供新的思路。回過頭來看，中國的科技政策、科技發展的這40年，確實也經歷了這樣的一個過程。

1985年中央發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應該說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批學者的研究對這個決定的制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個人非常有幸地參與到1998年之后的改革過程，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國家的創新體系建設等項目，當時，我們將OECD發布的知識經濟系列報告翻譯成中文，對國內這個概念的推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來在科技部指導下，從事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為國家創新體系方面的政策制定起到了支撐作用。在公管學院從事科技全球化的研究，也為跨國公司研發政策制定起到了相關支撐作用。所以，政策的研究就是為政策實踐提供新的思路支撐。

做政策研究，也需要從政策實踐中去汲取營養，去找更好更新的問題。實際上在政策實踐中有大量的問題需要去深入的研究。其一，科技創新政策的制定應當如何讓科研活動為經濟建設做更好的服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始終是國家領導人高度關心的問題。十三五關于科技創新規劃中提到了科技貢獻率，雖然作為一個指標，這個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得到了很多領導人的特別關注，到底科技對經濟能夠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其二，如何看待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怎樣從理論上去分析和驗證它到底對這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對中國的創新活動有什么樣的有利的、不利的影響，怎么樣利弊權衡，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其三，如何鼓勵并合理規制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發展非常快，要制定什么樣的政策積極推動其發展，更好地造福人類，怎么樣有效規制可能產生不利的問題。這些給我們的政策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公共政策研究只有在政策實踐當中去尋找問題，去解決問題，才能保持活力。

其次，科技政策和創新政策的區別。改革開放40年，尤其是1985年科技體制改革以來的最重要的政策目標實質是推動創新為經濟建設服務，但政策作用的對象和政策手段往往是科研體系和科技政策。一方面，這樣做是有作用的，能夠去更好地推動知識生產，有利于價值創造。但這畢竟不同于價值創造。前些年，我們把兩者混在一起，現在我們需要重新考慮是否應該將科技和創新政策進行區分，以保證二者各司其職。科技政策就要按照研究活動的規定配置科技資源，營造環境，鼓勵創新性研究，心無旁鶩地做研究。而創新政策，就要按照創新活動規律，完善市場環境，激發人們的創新創業精神，提高創新活動的效率。這兩類政策是不是我們要適當地區分一下？

最后，科技創新發展與科技創新治理。在過去四十年的發展當中，全社會給科技創新賦予了很多光環，并認為創新和科技都是好的。所有的政策導向都是要積極推動科技創新的發展，但是對于科技創新發展可能給社會帶來的風險很少考慮。多年來中國的科技相對來講比較落后，但好處就是，很多新技術在國外已經有多年的應用，可以說很多的風險已經得到了有效的處理。但是在未來的發展中，尤其是當中國在很多新興科技創新領域中已經開始走在前面時，對于科技創新發展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各種風險應加強重視。比如在生命科學領域，如果沒有很好的倫理道德的規制體系，很有可能對人類未來發展產生巨大的威脅。人工智能、地球工程等很多領域，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問題，但也可能帶來一些不可預見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權衡利弊，做出理性的決定，需要得到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關注。

當然還有很多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包括科技與經濟關系的問題，這是貫穿中國科技創新體系改革40年的核心問題，也是科技創新政策領域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國家創新體系與創新主體定位問題，企業、研究機構、高校作為知識密集型組織在科技創新活動中的分工定位，運行邏輯和效率之間的相似與差異；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自主創新的內涵是什么，誰是自主創新的主體？自主創新的目標是什么？具體如何實現？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是否有矛盾？這些方面都值得我們進一步地深入思考和研究。我也特別期待今后在這些問題上能夠跟各位學者和同學們有更多的交流，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