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8日，美國司法部公布了刪減版的448頁“通俄門”調查報告，明確表示特朗普競選團隊在2016年總統選舉期間沒有“通俄”。該報告是全球范圍內，一國政府對他國憑借網絡手段施加政治影響的首份正式調查報告。

報告的公布標志著長達23個月的“通俄門”調查暫告一段落，同時，也再次將世界目光吸引到利用網絡進行政治干預這一日益明顯的態勢上。該調查報告無疑會攪動一場新的政治斗爭，不僅會將特朗普總統生涯帶入分水嶺，同時也將掀起全球網絡政治干預的巨大波瀾。

一、”通俄門“背后：大國利用網絡手段實現政治訴求

自特朗普正式就任總統以來，美國政壇懷疑其“通俄”的聲音一直不絕于耳。2017年5月，時任司法部長塞申斯任命穆勒為特別檢察官，授權其對“通俄門”展開調查。穆勒團隊至今已起訴35人與3家企業，但與特朗普相關的涉案人士涉嫌或承認的罪名都與通俄無關。司法部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俄羅斯政府確實試圖干預美國2016年大選，但無法證實特朗普及其競選團隊的成員與俄羅斯政府在干預大選的活動上有共謀或合作。與此同時，也沒有證據顯示，在針對前國務卿希拉里的“郵件門”事件中，特朗普及其團隊參與到了俄羅斯主導的黑客行為中。

美國司法部的調查報告還披露了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更多細節。報告稱，俄羅斯通過入侵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網絡、在社交平臺引導輿論、制造民主黨競選人的虛假新聞、竊取政要郵件等網絡手段，試圖干預美國大選，幫助特朗普上位。

依據該調查報告，俄羅斯在美國2016年大選中希望通過綜合運用多種網絡手段，實現操縱選民傾向，達到影響大選結果的政治目的，是一起典型的網絡政治干預事件。在此事件中，美國以受害人身份向俄羅斯發出正義的控訴。但就網絡政治干預導致日益惡劣的國際環境而言，美國不僅不能自稱受害者，反倒是這一趨勢的推動和引領者。

二、”受害者“美國才是網絡手段運用的真正高手

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強國，美國從來不是西方世界政治自由的代表。美國不僅容不下維基解密的創始人，向英國發出引渡請求致使阿桑奇被捕，更容不下所有其認為“有問題”的國家，一直嘗試通過各種手段對外施加政治干預。在網絡時代的今天，美國更是不斷利用網絡進行政治干預，努力將其互聯網的技術優勢、網絡空間的話語權、數據獲取能力、網絡攻擊能力轉變為對“盟友”或“非盟友”國家政治的直接影響力。

2010年，美國借助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推動波及整個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2013年，斯諾登披露令全球驚愕的“棱鏡門”，曝光美國國家安全局制定“棱鏡計劃”監控德國、法國、墨西哥和巴西等國35名國際政要的電話，以及監控歐盟、日本、韓國、印度、意大利、希臘和土耳其等38個國家或組織的駐美使館等外交機構，通過科技公司大范圍獲取電子郵件、語音、影片、照片等資料。2019年，美國通過對委內瑞拉電網發動網絡攻擊，制造導致其全國多地區癱瘓的社會危機，從而為美支持的“臨時總統”即反對派領導人胡安·瓜伊造勢。從這些案例中不難發現，美國從未停止利用其網絡優勢，制造非對稱政治優勢，并實現特定政治目的的嘗試，正不斷進行著網絡政治干預。

三、數字化時代，我需高度關注網絡政治干預風險

利用網絡進行政治干預是當今時代國家間實施政治影響的新興手段。政治影響力擴散的方式隨著技術發展而不斷更迭，從書刊、報紙等紙質文件，到電郵、短信、電話等通信手段，再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網絡平臺，政治宣傳模式的進化從未中斷。相對其他政治宣傳手段，互聯網路徑因其低成本、效果顯著、易復制擴散等特性而備受青睞，而隨著網絡在全球范圍的深度擴張，網絡政治干預的趨勢也將繼續推進。

近年來，我國數字化程度不斷加深，互聯網用戶規模持續擴大，網絡空間政治風險也在提升。相比于美國大型電視臺、報紙等媒體把控主流輿論的境況，當前我國的輿論影響力分散于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和微博、今日頭條、微信公眾號等新興自媒體。在此背景下，個別國家可能利用其在技術水平、互聯網體系上的優勢，針對我國情況，制造輿論對立，挑撥民眾情緒，引發政治安全風險。我需高度重視此類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