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道針對華為及其子公司的禁令，如同在全球高科技產業投下核彈。在多家重量級科技企業宣告中斷供應后，臺積電卻展現“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態度，未加入“分手”行列。原因是臺積電供應給華為的產品，若生產設備排除不計，內含美國技術不到25%，本來就可以出貨。不過，調整這25%門檻的主動權仍在美國手里，如果將中國視為敵對國如伊朗、朝鮮、敘利亞等，那門檻就是10%。因此，臺積電是否能持續出貨給華為，仍有難以逆料的風險。

并不是臺積電高風亮節，只要是有自生能力的民企，都不會希望受政治因素干擾，更不會樂見要在中美兩大市場之間選邊站，美國企業亦不例外。高科技全球供應鏈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牽一發動全身，那些斷貨的大廠與臺積電一樣，以理智評估：這場華為風波是暫時性的“籌碼”，但中美科技角力也是長期性的，所以為了避免選邊站，重新調整供應鏈降低風險勢在必行。

唯“技術長城”才能捍衛自身權益

從半導體與IC設計產業的角度來看，華為（海思）少不了臺積電，同樣，高通、賽靈思（Xilinx）、AMD、Nvidia都得靠臺積電的先進制程維持競爭力，才能與英特爾在不同的戰場分庭抗禮。有高端技術作為長城，美國政府想“入關”逼迫臺積電選邊站恐怕并不容易，畢竟這家企業有大把的“中立籌碼”。

須知，臺積電之所以能始終站在浪頭上，是因為其堅持專注本業，每年都花約百億美元投資本業，以保持競爭優勢。以AMD為例，之所以能蠶食英特爾近乎壟斷的服務器晶片市場，靠的就是臺積電的微縮新制程。

美國政府若對臺積電這樣的企業施壓，形同鼓勵臺積電想辦法減少美國技術的含量，以降低風險。合理的安排，應是致力在非美國所能影響的市場里，提供一樣效能卻技術內容不同的產品。

換言之，從臺積電這個案例可知，特朗普正在催化“一個世界，兩個系統”的提前實現。

關于25%美國技術含量的評估標準，美國商務部并未詳細規定，所以有觀察者認為，臺積電的設備大量依賴美國技術，很難不超過25%。

其實，即便美國商務部針對性地制訂標準，臺積電的各種設備也早已做了分散風險與成本控制的策略。如在7納米制程里的刻蝕機設備，中微半導體于2017年入選為供應商，7納米加5納米制程，則將加入荷蘭ASML極紫外光罩機設備。美國政府若在生產設備上對臺積電施壓，會沖擊美國自己的生產設備供應商，其他國家的相關企業反而受惠。臺積電在采購管理上只會做得更周延，不會更依賴美國。

再深入點看，ASML為臺積電、英特爾與三星聯合投資的企業，但臺積電之所以能在7納米產品上保持優勢，吃下該廠商過半的EUV***出貨，乃因英特爾內部的政治問題，以及臺積電成為iPhone A13處理器獨家供應商所致，由此可見供應鏈上下游與產業競爭的復雜度。“保證互相毀滅”即是反全球化政策的必然結果。

另外，雖然臺積電的股權結構已有八成為外資，但其研發團隊、高級管理人員都在***而非美國，因此根本不能說臺積電的產品屬“高美國含量”。從另一面來說，正因為臺積電保有較純的***血統，美國投資人才能稍免于“特朗普之亂”。

對華為而言，由于全球移動設備處理器架構多來自ARM(安謀)授權，領域也擴及服務器、基站，這家企業能否保持與臺積電一樣的中立態度，恐怕才是關鍵所在。

簡言之，有堅強實力，才有中立的底氣。

沒有人愿意放棄中國市場

回到問題的核心，中美科技戰的高端技術之爭，終究要落實到市場的考量。如今全球最大市場雖為美國，但中國市場仍是最有潛力的超越者，因此想要高科技企業在市場層面獨沽一味，成功幾率不會高。

臺積電雖有技術作為干城，但美國是它的最大市場，說沒有壓力也是騙人的。臺積電2018年營收突破1兆臺幣，第一大客戶推測是美國“蘋果”，相關營收2246.9億，占營收比重21.78%。整體美國營收為6328.21億元，比重61.35%。不過蘋果與美國整體對臺積電的營收比重些微下滑，并由大陸企業補上。

臺積電的大陸市場總營收為1757.94億元，年增率59.5%，比重上升至17.04%，是臺積電去年表現最佳的市場。這代表中國市場對高端晶片的需求量增長快速，也意味著中國科技力的明顯躍升。在***股市里，臺積電也是“華為概念股”的指標廠商，華為（海思）目前則為臺積電的第二大客戶，占整體營收8%。

華為年采購額達670億美元，鴻海富士康占比10%為最高，臺積電4%為第三，鴻海富智康為3%第五，總和113.9億，向高通、博通等美商進行的采購約100億美元。

臺積電對華為的貢獻是高端技術，華為對臺積電的貢獻是“勇于嘗試高端技術”，魚幫水，水幫魚。對一個專注于技術提升的廠商而言，勇于下單買新技術的客戶，無疑是最暖心的客戶，它不但使得研發支出很快能獲得補血，并讓產品盡速投入市場，擴大客戶基礎，又有助于進行下一階段的技術挑戰。相對地，對于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不斷提供新武器的供應商，華為也得益于臺積電的不斷突破。

這種雙贏的局面，任何企業都不會輕言放棄合作。

一向堅持“***制造”的臺積電，為何選擇在南京設廠？因為大陸的設計能力走到了這一步，有客戶與訂單，臺積電設廠就近提供服務，乃當然之理。那么，為什么臺積電沒有響應“美國制造”？

2017年初張忠謀說了自己的看法，其一，臺積電有66%客戶來自美國，等于為美國企業創造利潤提升就業，間接達成了特朗普提升就業率的目的，沒必要在美國設廠。其二，臺積電在***給予員工的薪資不低于美國，堅持***制造，并非這方面的成本考量，而是***擁有完整的產業聚落，提供最佳效率。換言之，美國不具備這樣的環境。

對臺積電而言，除非美國客戶有強烈的需求，并對供需雙方都有足夠的誘因，臺積電才會到美國設廠。相對地，中國大陸在這方面非常積極地提供誘因，以及完整的產業鏈搭配，加上客戶有需求，所以在南京設廠。

當下的貿易戰對臺積電而言，出口至美國可由***這端處理，大陸內需由南京這端滿足，臺積電在出口管理的工作上，做得十分細膩到位。

臺積電模式作為一個縮影，大約可看出未來臺廠的調整模式，郭臺銘的“左右逢源”說足以概括之。為了因應“一個世界，兩個系統”時代的到來，留在大陸的臺廠將一改出口美國的盈利模式，轉而專注于中國市場，然后將出口任務轉移至他地，無論是東南亞，或南美，或美國本土。

臺資雖然被迫發生質變，大陸還可以鞏固另一個科技大廠在意的重要市場——歐洲，以及“一帶一路”所將造就的新興市場，再者，就是強化自身市場，以確保足夠的誘因。

目前，中國所展現的開放態度，以及對全球化多邊主義的堅持，短期雖有負面沖擊，但中長期有利于留住品質較佳的外資。而如上所述，美國目前的科技打壓，不但會迫使高科技企業為了市場目的而減少對美國技術的依賴，也會推升中國科技自主的決心，并加快步伐。

不會有人愿意放棄中國市場，只會換個姿勢，再來一次。

從手機制造產業的面向來看，華為手機銷售受阻，得利者是三星，由于其供應鏈大都屬自己集團，臺廠并沒有轉單紅利可得。因此在心態上，臺廠并不樂見中國手機品牌商的發展遭到非市場因素的干擾，如果“兩個系統”必然發生，韓廠又押寶于美方，臺廠會轉而關注中國系統的發展潛力與商機。當然，關鍵點還是在于華為5G技術的領先。

特朗普曾在2月發推說“我要美國贏，是通過競爭，而不是封殺當前更先進的科技”，對比于今日的極限施壓，外界也只能解讀是因為貿易談判上的挫折，使他策略性地借由對付華為，逼迫中國在談判上低頭。不過，與其期待這是虛晃一招，還不如認真看待，吃苦當作吃補，為了長遠的利益，置之死地而后生，努力強化自身實力。面對非理性的干擾，只能更理智。

臺積電挺華為，首先就是在挺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