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進行5G規模試驗，

明年預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

2017年12月3日，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世界互聯網領先科技成果發布活動在浙江烏鎮舉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輪值CEO徐直軍介紹華為3GPP 5G科技成果。圖/新華

2018，開啟5G元年

如今，我們每天都享受著4G帶來的巨大紅利——隨時隨地的直播、視頻通話、移動支付、互聯網打車、玩手機游戲等等，這些都得益于無線通信網絡網速的提高。中國移動研究院無線與終端技術研究所總工程師劉光毅參與過4G的研發，那時候，手機只用來通話、發短信、瀏覽網頁，他根本沒想到，隨著智能終端的發展，4G快速普及，人們使用手機的行為習慣徹底發生了改變。

有了4G帶來的幸福生活，人們對5G（即第5代移動通信系統）格外期待。進入2018年，一切有關5G的話題都熱了起來，人們似乎聽到了5G的腳步聲——按計劃，5G標準的最終制定將在2020年完成。

近來，劉光毅最關心的是，面向5G的第一版完整標準版本Release15（簡稱R15）能否按時凍結。他所在的團隊參與了中國移動的5G研發。

標準制定：競爭與合作

按照最主要的5G國際標準制定組織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的工作時間表，今年6月，R15技術規范標準凍結，這意味著下一步華為、諾基亞等設備制造商們可以按照標準進行產品開發，電信運營商開始部署。5G已經走過前幾年業界給社會“畫餅”的階段，離商用又近了一步。

通信行業有一句行話：一流企業賣標準， 二流企業賣專利，三流企業賣產品。如果自己的方案最終被納入到3GPP的標準中，在未來5G發展中就會有更多的話語權。成員們提交提案的過程，自然就成了一種博弈。

“5G的競賽首先體現大家參與制定標準的過程中，這個賽場競爭有時候很激烈，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劉光毅曾代表中國移動參加過3GPP的會議。該組織成員包括網絡運營商、終端制造商、芯片制造商、基礎制造商、學術界、研究機構和政府機構，成員根據自身的市場需求和技術發展情況，在3GPP大會上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和技術，隨后進行現場討論。

劉光毅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中國移動的團隊在現場通過大屏幕展示自己對無線信號傳輸格式的提案，主席坐在臺上主持。他們一念完提案，有家設備商代表就起身提出反對意見并提問。“這家設備商在該技術上已經有了專利，他們覺得，如果你再定一種格式，我將來就要多制定一種。從終端基站建設角度看，開發的資源和投入增多，測試的復雜度也會增加。同時，對于擁有專利的公司來講，出現一個新的格式，他們原有的知識產權就不是必選的，會影響該公司的價值。這時候，別人就會想法設法阻止你，不讓你寫進去。”劉光毅說。

北京郵電大學網絡與交換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IMT-2020（5G）推進組專家組成員張平說，標準制定上激烈的爭奪是常態，每一個提案背后都代表了利益，大多數提案并非不可替代，大家有很多選擇，這就要看在整個標準系統里你的標準是否做得圓滿、成體系，當然也不乏有人為因素存在。

在標準制定上常常出現的情況是，很少有提案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一項技術被納入3GPP就要面臨競爭，因此每個成員都會就具體的細節反復辯論以及在前臺、后臺進行博弈。如果現場大家意見達成一致，主席就把提案內容寫在會議紀要中。若爭議較大，主席會建議大家在會議之后繼續討論，形成共識后繼續在會議上展示。“但最終決策還是由技術驅動的，各方會有博弈，也會有一個妥協的過程。”劉光毅說。?

市場研究公司Moor Insights & Strategy創始人及首席分析師Patrick Moorhead撰文說，相較于那些以提案數量多為榮的公司，有質量的提案其實更為重要。提案的重要性在于其通過擴展生態系統的新特性和領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移動生態系統向前發展。

國內企業比如華為、中興等也參與5G相關技術標準的制定。在3GPP RAN1 #87次會議上，5G短碼方案的表決被稱為“沒有硝煙的戰爭”。2016年11月16日，會議的討論異常激烈，幾乎所有公司都參與到方案的討論中，各方互不相讓。次日凌晨，華為主推的Polar Code（極化碼）方案獲得更多贊成票，被3GPP確認為5G控制信道eMBB（增強移動寬帶）場景編碼方案，與之競爭的是美國主推的LDPC、法國主推Turbo2.0。此前，LDPC已被確認是數據信道的編碼方案。 ?

最近在社交網絡上引起對聯想集團巨大爭議的，正是兩年前的這次對華為極化碼方案的投票。

全球證券和投資銀行集團杰富瑞去年9月發布報告《電信服務——5G和IoT（物聯網）的地緣政治》，其中重點分析了中國在5G研發上地位的變化。報告總結，截至2017年初，在1450項5G網絡重要專利中，有10%為中國人所有，他們預計這一數字還會有所上升。這其中包含了華為和中興通訊及其他企業擁有的知識產權。該報告也指出，僅美國高通一家就有15%的5G專利，諾基亞占11%，愛立信占8%。

從移動通信發展的歷史看，盡管中國是用戶和網絡規模全球最大的移動市場，高通、諾基亞、愛立信、三星和LG在過去一直主導移動通信技術。中國在2G、3G時代并沒有話語權，目前在5G時代有這樣的增長速度，讓國外不得不格外重視中國這個競爭對手。

4月中旬，美國無線通信和互聯網協會（CTIA）發布的《5G的全球競爭》報告中提及，中韓美日等國家在5G籌備上表現突出，中國處于領先地位。這些國家明白，無線領域的領導權意味著數十億美元的經濟增長和數百萬未來行業的就業機會。

張平這些年的經歷從側面反映出中國話語權的變化。最早他代表國家參加3G國際標準化技術會議時，除了中國政府的人以外，技術方面的代表只有他一人。他用3個“S”來描述當時中國團隊在國外開會的處境，“Smiling——大家面帶微笑，Silence——保持沉默，Sleeping——談著談著就睡著了，因為跟中國人也沒什么關系。”但他發現，現在有很多中國公司和組織參加3GPP會議，甚至不少人擔任工作組的主席職位，這個變化非常大。

劉光毅用金字塔來比喻5G產業鏈參與者的構成。在金字塔的頂端是AT&T、中國移動、韓國的SK等運營商，其次是能提供基站、終端、傳輸設備、核心網等的設備廠商，接下來是生產芯片、基站的某一個模塊的元器件商，再往下是元器件商的上游供應鏈，以此類推，大家關聯在一起，形成一個閉環產業鏈。這些產業鏈的不少企業為了不被別人甩在身后，都參與到了5G標準的爭奪上。

5G戰場上的競爭也存在于金字塔的每一層內部。例如，目前世界上只有5家公司做5G的基站，分別是中國的華為、中興通訊和大唐電信，瑞典的愛立信，芬蘭的諾基亞。據報道，華為2017年共投入40億元人民幣做產品開發，今年在產品研發上的投入會超過50億元。中興通訊從2017年起每年投資20億元用于5G研發。誰最先開發出來，誰的性能更好，將來誰就更可能拿到中國、美國、韓國等國家運營商的大訂單，獲取豐厚利潤。

不過劉光毅認為，這場賽跑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競爭與合作，“大家有個共同的目標——如何把5G做成功，這就需要共同努力，營造一個較好的產業環境，把蛋糕做大，大家才能分得多，這也是競合關系。”

盡管存在競爭，但5G標準走向統一也是大勢所趨。回看通信行業發展的歷史，2G時代全球有GSM和CDMA兩種技術標準；3G時代有4個，分別是WCDMA、CDMA2000、TD-SCDMA和Wimax；4G發展成為一個LTE標準下有FDD和TDD兩種制式，這兩種制式90%以上的技術都是相同的。

在整個移動通信的產業鏈上，運營商處于上游，也是整個資金的入口。設備廠商的錢來自于運營商，同時設備廠商又是它上游元器件商的客戶。“如果中國移動沒辦法從市場上掙錢，生態鏈里就沒錢在流動。沒有現金流，問題就來了——廠商的錢從哪兒來？這樣的話整個生態鏈就枯竭了。相當于食物鏈就斷了。”劉光毅說，“別的運營商如果看到中國移動能夠成功，他們也可以復制，這樣，整個市場規模就會越來越大。大家都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產業生態鏈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了誰都不行。”

華為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到，他們在跟客戶溝通時會突出華為的主力作用，這是為了讓客戶對華為更有信心。但在5G的整體發展過程中，華為5G產品線首席營銷官朱慧敏表示，華為并不想放大自己的光環。“通信行業被做獨了，做壟斷了。所以我們不太想強調我們貢獻最大，事實上是共同合作的結果。”

在全球5G行業，中國是重要的競爭者與合作者。圖/fotolia

5G商用：全球穩步推進

劉光毅向《中國新聞周刊》展示了中國移動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別制定的5G基礎設施建議書，其最新版本今年2月份已在巴塞羅那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MWC）上發布。

運營商結合3GPP的標準，把自己對5G的理解固化在了建議書中，大到框架，小到基站、終端、核心網等具體的技術參數都細致地羅列其中。劉光毅把運營商對5G的認識過程比作“蓋房子”，先搭框架，然后把房子分隔斷，加頂，考慮窗戶和門的位置，再考慮其他裝飾，這是一個由粗到細的過程。他解釋說，建議書對其上游的設備廠商起指導作用。

目前，國家發改委已經批準國內三大運營商在部分城市試點建設5G網絡。中國移動羅列出具體的產品要求，設備廠商及其上游供應商必須生產出滿足以上要求的產品才能拿到運營商的訂單。這些產品被投入到試點城市試驗，驗證運營商制定的5G網絡技術參數是否可行。“設備廠商必須按照我們的要求去開發產品，所以跟著我們走的時間越早，他們5G的東西開發出來的時間就越早。”劉光毅說。

5月12日，中國5G推進組組長、中國信通院副院長王志勤發布《5G創新與發展》報告，據她介紹，目前5G進入國際標準制定的關鍵階段，今年6月將完成獨立組網5G新空口和面向5G 的下一代核心網NGC標準的制定，其將支持增強寬帶和低時延、高可靠場景。明年9月，5G系統將滿足ITU對于5G的所有技術要求。

等到R15標準凍結，5G生態鏈上的參與者們就可以按照最終版本開發產品了。下一步是等到終端芯片被研發出來，智能終端很快成型，5G商用就會一切就緒。

目前，國內三大運營商已經公布了5G時間表，它們的規劃基本一致：今年進行5G規模試驗，明年預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

據王志勤介紹，隨著整個標準和頻譜生態環境統一發展，各國也更加明確和加快了5G的商業應用進程。美日韓在2017~2018年進行5G適用試驗網部署，將在2019年部署符合5G國際統一標準的設備。歐洲也在2018年開展了5G技術實驗。

在全球穩步推進5G的過程中，政府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力量。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年發布的《5G經濟社會影響白皮書》中提到，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已成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在加速經濟發展、提高現有產業勞動生產率、培育新市場和產業新增長點、實現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增長中正發揮著關鍵作用。

5月2日，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公開表示，建設5G移動網絡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務，美國需要5G，無論是出于防御目的，還是出于商業目的。

高通發布5G產業報告預測，到2035年5G將在全球創造12.3萬億美元經濟產出，全球5G價值鏈將創造3.5萬億美元產出，同時創造2200萬個工作崗位。5G價值鏈平均每年將投入2000億美元，這將支持全球GDP的長期可持續增長。高通預計，2020年至2035年間，5G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將相當于與印度同等規模的經濟體。

5G從提出伊始，就不再僅僅是為人服務，重點是連接物與物，各國政府把發展5G提升到了戰略高度。

歐盟于2016 年7 月發布《歐盟5G 宣言——促進歐洲及時部署第五代移動通信網絡》，將發展5G 作為構建“單一數字市場”的關鍵舉措，旨在使歐洲在5G 網絡的商用部署方面領先全球。

韓國發布的5G 國家戰略提出擬投入約合14.3 億美元，并在平昌冬奧會期間由韓國電信開展了5G 預商用試驗。

中國政府也不例外，“積極推進第五代移動通信（5G）和超寬帶關鍵技術研究，啟動5G商用”被列入“十三五”規劃。

劉光毅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說，政府看到了移動通信行業對整個社會的帶動作用，所以希望在5G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帶動互聯行業，也能帶動制造行業，這對國家發展是不可估量的。

5G熱的背后：錢怎么掙？

在鋪天蓋地宣傳5G的革命性前景和連接萬物的應用場景時，很容易讓人們產生5G近在眼前的錯覺。然而，4月17日，華為輪值CEO徐直軍在深圳召開的華為全球分析師大會上表示，雖然5G技術更快、更可靠，但消費者不會發現5G與4G技術之間存在實質性差異。他還說，大多數消費者不會注意到新技術的好處，運營商也將很難從中賺錢。

4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在首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上，參展商展示用于5G 通訊的高速D/A轉換器。圖/中新

雖然目前5G技術標準在不斷推進，國際競爭激烈，但徐直軍說出了一些業內人士的心聲，也切中了運營商的痛點。

劉光毅也認為，目前全球供應商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5G怎么掙錢？“這就相當于你布置了5G，但是目前很難有新的業務模式讓用戶愿意多付錢。政府還要求不斷降費，這樣的話，你投資的回報會慢慢趨于悲觀。你是否還愿意為5G建新的基站？”

劉光毅分析說，你增加了投入，但是并不會從用戶身上掙到更多的錢，只能寄希望于垂直行業。但是，垂直行業的拓展是一個長遠的過程，同時政府又從國家戰略層面希望運營商建大量的5G網絡。運營商則面臨著很現實的問題：如果賺不到錢，投資該如何收回？

這種不確定性使運營商缺乏大規模建設5G網絡的信心。因為5G帶寬變寬，使用的大規模天線陣列（Massive MIMO），天線根數增多，傳輸網和核心網都要改變。另外，5G使用的頻段高，基站輻射半徑變小，要想加大網絡覆蓋，基站數量就需要增加。綜合看來，建設5G網絡的成本要提升不少。

運營商的痛點在張平看來完全可以理解。在未來5G時代，中國移動面臨著角色和贏利方式的轉變。過去中國移動主要從消費者處獲利，但在未來，獲取的對象不僅是人，也可以是物。他提到，在4G的時候，因為移動互聯網的出現，很多增值業務被顛覆了。“對于運營商來講，它被邊緣化了，運營商變成一個信息通道。整個社會有很多產生利益的其他渠道。所以5G對運營商來說也是一種考驗。”

運營商的處境在美國也是類似，而且還可能有來自其他方面的新的困難，例如，面臨鐵塔租金漲價的情況。國外網站Fierce Wireless最近報道稱，5G時代越來越臨近，最先應用于5G商用的Massive MIMO相比于現有基站天線的體積和重量更大，所以美國不少鐵塔公司有可能向運營商收取更高的鐵塔租金。

“從移動通信發展的歷史看，網絡覆蓋和業務滲透，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如果沒有覆蓋，業務滲透會很慢，整個5G業務發展也會非常緩慢。”劉光毅說，“5G的確面臨一個問題，運營商是否有信心把投入的錢掙回來，敢不敢大規模部署。”

在他看來，國外運營商的情況比國內還要糟糕，對投資回報的顧慮更大。以歐洲為例，由于歐洲人口數量少，在4G上的收入和支出剛實現平衡，怎么找到更多的錢建設5G是一個問題。“中國得益于有一個龐大的人群，這是剛性需求。人口越密集，市場足夠大，運營商發展得越好。所以中國、日本和韓國這三個國家，還比較有動力搞5G。”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電信運營商只能開源節流。節流的方式是盡量壓縮成本，目前新增站址很難，5G和4G可以共享鐵塔資源，技術人員需要增強發射端的發射功率，增加天線數量以擴大覆蓋范圍。

開源是除了挖掘市場需求外，運營商還要尋找新的商業模式。業內人士已經達成共識，短期內物聯網等垂直行業的需求還沒有完全出現。工業和信息化部互動媒體產業聯盟數字文化工作組組長包冉用“雞生蛋，蛋生雞”來比喻5G和垂直行業的共同發展。無論是設備商還是運營商，都在探索智能汽車、可穿戴設備、無人機等領域的無線技術應用。

早在2016年，中國移動就成立了5G聯合創新中心，目標是聯合通信及垂直行業一起，構建共贏的合作生態。

去年，華為Wireless X Labs無線應用場景實驗室發布了5G十大應用場景白皮書。白皮書以行業對5G技術的依賴程度、商業價值、業務成熟度等維度進行評估分析，識別出與5G技術強相關、最具商業潛力的十大場景，分別是：云VR/AR、車聯網、智能制造、智慧能源、無線醫療、無線家庭娛樂、聯網無人機、社交網絡、個人AI助手、智慧城市。其中一部分應用場景已經進行了實地測試。?

“垂直行業應用的比例上去，5G的發展才能成功。否則賺不回來錢，肯定沒人愿意建網。”劉光毅說。

雖然運營商對未來5G的需求感到迷茫，但各方對5G的研發仍然沒有放緩。正如徐直軍所言，華為將繼續投資5G技術，如果不這樣做，就會付出代價。“如果你不擅長5G，客戶連4G產品都不會購買。”他認為，運營商也如此，如果有一家運營商推出5G網絡，其他的公司也必須跟上，即使是處于品牌運作或者營銷手段的考慮。

劉光毅也坦言，運營商在被競爭帶著往前走。

“我們需要探索垂直行業，但是不要對垂直行業報以太大的期望。”徐直軍在華為全球分析師大會提到另一個現實問題，5G從愿景到真正落地，時機還沒有到。

“任何一個行業老大對未來變化都有一種恐懼感，我覺得他（徐直軍）對自己未來的認識是對的，但是他要去找方法去應對。”張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華為5G產品線首席營銷官朱慧敏承認，探索垂直行業對華為來講前景宏大，但要成功，難度也很大。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過去通過搞定3個運營商，就可以服務幾億甚至十幾億用戶。但垂直行業有一個特點，就是碎片化，一家醫院就是一個客戶，全國有多少家醫院？醫院之間的方案也不一樣。到了垂直行業，我們的客戶就不只是3個運營商，而是千千萬萬個，他們的需求差異特別大。千萬個不同企業的需求碎片化，這是個蠻復雜的過程。”

過去輿論夸大5G帶來的改變時，朱慧敏認為這種聲音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大家建立更多對5G的信心，保持話題的熱度和關注度。但是現階段，3GPP的NSA標準版本已經于去年凍結，其內容還只是聚焦于對人服務，解決面向消費者的移動寬帶需求問題。

北京郵電大學網絡體系構建與融合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副教授路兆銘認為，“最早定義這個東西（5G應用場景）時，都是理論上的，真正能不能達到，大家也不知道。可能幾年之后5G商用時有用，但至少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場景還沒有實際需求。”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大家剛開始對5G的期望值太高，如果把什么都往5G上加，對這個產業的發展不好，對于這一點，行業內的人都比較清楚。”

劉光毅認為，5G提出初期，大家把5G描述得非常完美，好像無所不能，但是真正到了開展業務時，要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對5G關鍵能力的要求，很多時候實現時都是要有條件的，并不是任何時候這些條件都能達到，應該是分場景的，并不是所有的指標在同一場景下都需要滿足。

在他看來，2020年計劃的5G大規模商用，指的是運營商的基站建到一定規模，用戶數發放到一定數量，有一定的典型業務在智能終端上運行，而且要和目前4G的業務不一樣。他目前認為，最現實的幾個場景就是：4K、8K超高清視頻，一些裸眼的3D，還有運用于簡單游戲和教育培訓的VR（虛擬現實）技術。

劉光毅和他團隊的工作需要去世界各地到處跑，有時候去跟廠商交流，有時候去參加峰會，最終是讓更多5G產業鏈上的參與者聽到他們的聲音，并認可他們對5G未來的描述。作為運營商，5G的全球競爭讓他們無法停步，只能去努力帶動更多企業朝著下一代無線網絡方向努力。

5G依然在部署中，而張平已經被邀請去參加工信部組織的“6G座談會”。他在會上說，“5G現在還沒有開始，我們千萬要想想自己的節奏，我們到底要做什么？我們首先要把基礎做扎實，而不是去制造概念，假如我們自己沒有打好基礎，那樣反而會落人口實。我們要把握好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