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回首信息通信業40年發展，“解放思想，銳意改革，創新發展”是其中的關鍵詞。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信息通信業的改革發展歷程，《人民郵電》報記者特意走訪了原信息產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彩，聽他講述行業改革發展中一些關鍵節點。“作為一個老郵電人，能夠親歷、參與并見證通信業大發展進程，我感到非常榮幸。”劉彩如是說。

重新認識“我是誰”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通信業發展嚴重落后，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據統計，到1978年，全國電話機總數只有400萬左右，電話普及率為0.38%。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同志多次強調“發展經濟要把交通通信放在首要位置”，他指示：“要先把交通通信搞起來，這是經濟發展的起點。”“這使各方對通信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通信業不再只是為黨政軍服務，還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為人民生活服務，是國民經濟的先行性產業。觀念的轉變為我國通信業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在1980年的基礎上，到20世紀末，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實現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同時第一次提出要大力加強郵電通信建設。1984年8月，當時的郵電部提出，在1980年的基礎上，到2000年，完成主要通信能力和業務總量翻三番的目標，以通信翻三番保證國民經濟翻兩番。在此背景下，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支持通信大發展的優惠政策。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國通信業的發展進入起飛階段。1985年，郵電業務總量增長率首次超過國民經濟增長率。

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植下，在各級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信業各部門緊緊抓住難得的政策機遇、市場機遇和對外開放的機遇，上下同心，不斷解放思想，深化經營管理改革，在上世紀90年代實現了跨越式大發展。據統計，這十年間，行業年均增長40%，其中1993年和1994年業務總量與電話用戶數年增長率達到60%左右。這十年間，移動電話和互聯網從無到有，迅速崛起。到2000年，移動電話用戶數達到8450萬。公用互聯網1995年開通試用，到2000年已發展2250萬用戶。跨越式大發展使我國通信業擺脫了嚴重落后的局面，由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變成國民經濟的先導性行業。

改革開放生動力

上世紀90年代通信業大發展時期，也是行業不斷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改革開放的階段。在內部管理上，實行分層負責的經營責任制，工效掛鉤，調動了干部職工的積極性。在外部關系上，積極貫徹“統籌規劃、條塊結合、分層負責、聯合建設”的十六字方針，調動了各級地方政府支持當地通信建設的積極性。

在融資方面，通過初裝費和負債經營，包括大量使用國外貸款，成功解決了建設資金短缺的難題。改革開放前，信息通信建設主要靠國家預算撥款。劉彩向記者介紹，當時，每年財政給部里的預算只有2億元，其中能用于網絡建設的只有2000多萬元。2000年，電信網固定資產投資高達2224億元。從2000多萬元到2000多億元，這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思維給通信業發展帶來的積極影響。

在技術路線上，積極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堅持高起點建設現代通信網。長途干線建設跨越了對稱電纜、同軸電纜發展階段，從明線直接過渡到光纜，迅速建成了“八縱八橫”全國光纜傳輸網。長途市話交換機跨越了半電子和縱橫制發展階段，由人工交換和步進制直接跨越到程控交換，并成功走出了一條引進、消化、吸收、創新之路，高起點、高速度建成了當時世界容量最大的程控電話交換網，既保證了經濟翻兩番，又促進了國內通信制造業發展。

在通信業大發展的同時，有關電信管理體制改革的大討論也在持續展開。討論的焦點是，是否要在電信領域破除壟斷，引入競爭，實行政企分開，特別是何時進行這項改革。

其中，主張立即進行體制改革的各方認為，通信業發展中存在電話裝機難、收費高（主要是初裝費、長途國際話費高）、服務不好等問題，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吃拿卡要”現象。針對這些訴求，當時的郵電部積極開展服務教育。隨著技術進步和規模化經營，主要通信服務資費進行了多次下調。但在通信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有些問題很難得到徹底解決。

劉彩表示，在這場大討論中，當時的郵電部一直主張分階段進行電信體制改革，不主張過早在基礎電信領域引入競爭。主要有兩大理由：一是電信網的特點是全程全網、聯合作業，建網投資大，具有一定的天然壟斷性，涉及國家主權與安全，還要向廣大邊遠地區提供普遍服務，適宜由政府主導，集中力量建設一個完整、統一、先進的國家通信網。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在建網階段也都是這樣做的。二是當時通信業正處在高速增長階段，固定電話年均增長率高達40%，移動電話、互聯網正在每年成倍增長。此時電信體制的大變動，可能會中斷大好的發展勢頭。

部領導和相關司局多次向國務院匯報，向社會進行宣傳，收到了一定效果。經國務院和黨中央批準的連續三屆郵電部（信息產業部）“三定”方案事實上采納了部里的建議。

1988年的郵電部“三定”方案邁出郵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將郵電工業、物資、基建和郵票發行等非通信服務從郵電部分離出去，實行公司化經營。

1993年的郵電部“三定”方案邁出了第二步，在郵電部內部職責分工上，實行政企分開，設立電信管理局和電信總局，分別負責電信行業管理和企業運營。

1998年的信息產業部“三定”方案走出第三步，實行政企分開，電信重組，在基礎電信領域開展更有效的競爭。

由此可見，真正推動電信改革的力量是生產力。在普及電話服務的時期，在政府的支持下，建設統一的國家通信網是必要的。然而，在電話業務趨于飽和、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的新形勢下，社會需要一個更加開放、政企分開的通信管理體制，以適應信息通信技術與業務不斷創新發展的需要。此時，信息通信行業實行政企分開，更加充分有效地引入競爭，也就順理成章了。

釋放發展新動能

1998年到2001年是電信體制改革措施集中出臺的時期。

1998年，信息產業部組建，實行政企分開。據劉彩向記者介紹，通過到四川、廣東、陜西等省進行調研，部調研組提出“一步到位、速戰速決”的方案。這個方案經黨組討論通過后實施。當時的信息產業部先后發了指導意見、補充通知和關于財務分割的三個文件。全國郵電分營經過3個月的實施，1998年10月底基本到位。1999年1月1日開始按新體制運行。由于采取了從縣局開始自下而上、有序分營的安排，分營工作進展順利。

政企分開了，國企資產、人事、業務都歸口國資委，許多新公司誕生。原來用行政手段管理市場的辦法行不通了，通信行業監管必須有法可依。劉彩提出，當時，由部政策法規司歷時多年主持起草的《電信法》草案，已報國務院審核，并納入人大一類立法計劃。不過，由于草案在三網融合等問題上尚未達成共識，《電信法》一時難以出臺。為此，國務院法制辦提出先出臺一個電信條例，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國務院發布。2000年9月25日，朱基總理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從此，我國電信市場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目前，該條例仍在沿用。

2001年，中國加入WTO。在WTO談判中，在電信服務方面要求開放電信市場，允許外資控股。中國的底線是外資占比不超過49%。據劉彩向記者介紹，銀行和電信成為最后達不成協議的焦點，差點使談判破裂。經過多次艱苦談判與協商，才最終決定將增值電信業務外資比例提高到50%，基礎電信仍維持49%。

在電信企業重組方面，1999年2月14日，國務院批準中國電信改革方案。根據該方案的要求，當時的信息產業部決定組建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2000年4月20日正式成立。2001年11月，國務院批準《電信體制改革方案》，對固定電信企業進行重組整合。2002年5月16日，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和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掛牌成立。2008年5月23日，中國電信收購中國聯通CDMA網（包括資產和用戶），中國聯通與中國網通合并，中國衛通的基礎電信業務并入中國電信，中國鐵通并入中國移動。至此，國內基礎電信市場形成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三足鼎立的競爭格局。

中國通信體制改革和引入競爭，為通信業在后電話時代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網絡環境，也為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服務信息化打下了堅實基礎。從2008年至今，我國通信業繼續高速發展。目前，電話已成為傳統業務，程控交換機已退出歷史舞臺。隨著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的普及，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大發展，ICT產業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新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