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人才缺口30萬，薪資高到沒朋友”、“真正0基礎入學，90天入門到高薪”，伴隨人工智能的火熱，人工智能短期培訓班也風生水起，動輒兩三萬的培訓費用，咨詢報名者絡繹不絕，而其中高薪成為最誘人的廣告語，這些機構網站無一例外將薪資放在最顯眼的位置。

在過去的一年因為人工智能行業急速爆發，巨大的人才缺口將行業人才薪酬推至令人咂舌的水平，搶奪人才背后如何留取和管理人才也成為新的挑戰。

從應屆生到技術大牛

“人工智能領域應屆博士年薪在50萬左右，碩士從25萬到35萬，這一薪資水平相當于2~3年工作經驗的普通崗位工程師的薪資。”人工智能企業“流利說”聯合創始人、首席科學家林暉博士向第一財經透露，今年10月公司首次啟動了校招，并成功招到十幾位來自清華、北大、復旦等校區的碩士畢業生，而這些來自計算機系、數學系、統計學等專業的學生，往往在未畢業前就已經手握多份Offer。

IDG資本發布的《2017年互聯網準獨角獸薪酬報告》顯示，人工智能行業高級崗位薪酬高出整體水平55%，中級崗位高出90%，而初級崗位更是高達110%，一場由人工智能引發的人才爭奪大戰一觸即發，現有市場人才爭奪已呈現白熱化。

“如果知道一個人讀博士，而且念的是神經網絡，基本上注定這個人一輩子只能做研究，因為他永遠也做不出來。”未來機器人CTO方牧博士提及五年前大家常講的一個笑話，方牧是浙江大學本科、上海交通大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工學博士，從事機器視覺和機器人導航領域的研發，讓她感慨的是短短五年的時間，如今已經無人不知深度學習，而學生的薪資待遇也今非昔比。

應屆畢業生之外，對于AI高級人才的爭奪則更為激烈，其中包含公司人才的挖角，更有高校學術大牛的搶奪。在今年云棲大會上阿里云人工智能首席科學家閔萬里透露，自己曾在一年時間收到來自獵頭700多封郵件。

而為了搶奪高級人才，流利說于今年9月份在美國設立了AI實驗室，目標就是挖掘“學界和工業界有一定影響力的人才”。在林暉看來，中國AI人才數量不輸美國，尤從發表論文的數量可見一斑，但從質量上而言，領軍型的人物更多在美國，而這些大牛大部分在美國已經成家，吸引至中國雙方耗費的成本都比較高，在當地建立實驗室是最佳選擇。

今年5月騰訊挖來語音識別技術頂級專家俞棟博士為AILab副主任，并成立美國西雅圖AI實驗室，在今年11月份采訪中騰訊AILab主任張潼向記者透露，美國實驗室正在招人階段，明年可能會有20到30人的規模，專注前沿技術研究。這也意味著這些互聯網公司正在和全球的競爭對手爭奪AI尖端人才。

去硅谷圈地挖人

AI人才搶奪大戰的漣漪波及獵頭行業，在過去的一年不少獵頭公司上線AI獵頭服務，其中硅谷人才尤為搶手。

“硅谷的人才非常貴，Facebook畢業兩到三年的博士，大概在40萬到50萬美元，如果回國去BAT一類的公司，他們普遍希望有30%的漲幅。”嵐頓咨詢戰略招聘總監周偉告訴第一財經，這段時間他正在幫一家中國獨角獸公司，尋找一名擁有豐富AI經驗的華人擔任AILab院長一職，要求是國際互聯網公司首席科學技術或AI專家，具備較強學術攻堅與商業應用能力，在世界頂級期刊發表過論文，頗具行業號召力。

博將資本硅谷管理合伙人AlexRen于去年創辦TalentSeer，主要負責中美之間AI高端獵頭服務，尋找AI芯片、無人駕駛、對話式機器人、云服務物聯網、深度學習平臺方面的人才，在過去的一年他們幫助50多家公司招募到了近100個人才，團隊也在短短一年時間從幾個人拓展至二十多人。

根據他的經驗，碩士或博士畢業工作三到七年的技術骨干是最為搶手的人才，一個典型的AI團隊需要5到10人，平均薪資在25萬到35萬美元，其中包含20%的獎金外加股票期權等，整個團隊的成本在兩三百萬左右，無人駕駛領域的人才尤為搶手，他們往往在一個禮拜就會收到4個Offer，獵頭必須以更快的速度將工作機會給到他們。

人工智能時代“人才吸引人才”的效應表現得更為明顯，選擇業內頗具號召力的大牛，對于后續吸引其他優秀人才進入公司會有很大的幫助。

但挖掘頂尖人才的工作并不好做，“中美之間固有的薪資差異，尤其是所謂的‘FLAG’（Facebook、LinkedIn、Apple、Google）為代表的公司股票、期權都給得非常到位，吸引人才回來并不容易。”周偉表示，“挖掘人才的周期也往往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功夫。”

這也對獵頭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與以往大多數獵頭通過LinkedIn等渠道和目標對象電話溝通以外，獵頭們必須了解各個大牛的學術背景、在哪個Lab工作過，發表過哪些論文、學術研究側重點，而對應的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業務差別、產品方向、行業覆蓋的差異也需要了如指掌，從而讓自己真正進入“圈子”。

為了了解無人車行業AlexRen在兩個月內找到了近40個行業專家，每次進行一個多小時交流學習，相互印證技術要點和企業間的生態關系。除此之外團隊內部每個月都會有一位獵頭進行學習成果分享，尋找行業專家進行內部講座。

2018硅谷回流年

中國巨大的市場機會和海量的數據對于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不容忽視。曾在美國華盛頓大學電子工程系讀博的林暉畢業后進入Google美國總部擔任研究科學家，2012年決定回國創業，在他看來“中國有大量面向C端的數據可以幫助產品迭代，把既有的技術做到更牛，同時人口紅利對于找人標記數據也有明顯優勢，這些對于科研人員的研發有很大吸引力，也是美國所無法提供的”。

無獨有偶碼隆科技CTO、聯合創始人MattScott曾擔任美國微軟亞洲研究院高級研發主管，作為美國人他最終選擇在中國創業。“數據之外，中國對于人工智能創業的資金和政府支持力度是無法比擬的，從國家層面到地方，都有非常明確的人工智能規劃，在他看來人工智能的未來在中國。”碼隆科技黃鼎隆博士告訴第一財經。

在中國人工智能被提上國家議程，也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第二大吸金地，僅次于美國。根據烏鎮指數《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7》數據，2000～2016年，中國人工智能融資規模累計達27.6億美元。其中2014～2016年三年是中國人工智能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在這三年里人工智能融資規模占總數的93.59%，投資頻次占總數的87.22%，遠高于以色列和印度。

由于人工智能技術對高級技術人才的爭搶，以及Facebook、Google等海外互聯網公司中國員工回國成功創業的示范效應，加之Pinterest以及Uber等硅谷公司第一批中國員工四年期權、股票授予期滿，硅谷內部再次盛傳明年這兩家公司的上市預期，IDG資本認為2018年將是硅谷技術人才的回流年。

中國AI企業估值更高

招人難，但如何留住人才，將學術研究、工程能力轉化為商業價值更需要磨合過程。對于這些學術大牛而言，錢之外更重要的是對企業所做事情的認可。“很多AI人才會有明顯的傾向性，考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技術應用細分領域，例如一位美團候選人明確表示希望進入教育領域。”周偉提及。

AlexRen也表示當下不少中國公司招聘硅谷人才存在兩個誤區，一個是對美國的人才架構和文化不夠了解，姿態傲慢。另一個則是盲目相信硅谷人才，尤其是對于硅谷傳統大公司人才的盲信，這些人的高管身份究竟是個人能力還是平臺原因所致，對他們的擅長領域、優勢所在并不了解。

人才和企業的磨合也是獵頭會在后期長期關注的問題，在周偉的印象里的確存在磨合之后一拍兩散的情況。一些人以職業經理人的狀態進入公司，但老板想要發展的方向自己并不認可，始終進入不到核心項目，也有不少CEO心態浮躁，招到人才后急于立刻看到產出，最終分道揚鑣。

吸引了大量優秀人才進入企業，對人才管理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對于人才成本林暉坦言自己比較保守，“作為企業更希望技術在產品中產生商業價值，迭代更快，而要留住人才關鍵在于將目標定清楚，公司管理層必須想清楚技術上的規劃和方向，再拆解為具體的目標任務，具體到每個人。”

對于投資人而言，人才是考核一家人工智能企業的核心要素，甚至是首要因素。在機器智能化領域進行過多項投資的可可資本創始合伙人魏鋒告訴第一財經，“投資就是投入，AI時代人的作用更為突出，但從產業資本投資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是需要從技術和商業化，科學家精神和工程能力之間做出平衡。”

在投資中可可資本做出了技術人才和商業化能力六比四的參考標準。“不能完全脫離市場化需求純粹考慮科學研究，需要把技術落實到企業能用的階段，了解客戶需求、供應鏈合作伙伴對接、團隊管理都是極其艱辛的過程。”可可資本合伙人李笙凱表示。

在他看來這同樣需要科學家本身具備較好的工程化能力，或者理解技術產品化的風險，擁有商業化的胸懷去面對這件事情。在投資翼菲自動化幫助企業尋找人才的過程中，李笙凱找到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劉辛軍，劉辛軍教授向他明確表示：“科研成果通過成果轉化和企業家去對接，我可以答應去做。而產業化，則很抱歉，因為我不是企業家。”

在清華大學攻讀工學學士和工學碩士的李笙凱明白，科學研究和企業需求之間往往存在鴻溝，在高校做論文往往會設置一些約束條件，但在企業實際運營過程中，約束條件不一定會按照設想產生約束作用，就需要根據行業情況作出調整和平衡。

人工智能產業井噴式發展，供需不平衡是AI人才短缺的主要因素。根據LinkedIn發布的《全球AI領域人才報告》，截至2017年一季度，美國擁有最為龐大的人才庫，數量超過85萬，而中國這個數字僅超過5萬人，在全球排名第七位。

AlexRen估算，美國人工智能人才供求比大約為1∶3，而中國大約是1∶6甚至1∶10，他在美國投資了12家人工智能公司，整體來看中國公司估值比美國高二到四倍。